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问题研究”是中组部党建研究所2013年的重点调研课题。课题组先后赴贵州、山东、重庆等省份开展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11个，座谈访谈人员320人，并在浙江、福建等16个省份发放调查问卷3200份，收回有效问卷3045份。
同时，课题组邀请吉林、上海等省(市)委组织部，以及国家行政学院等单位组成子课题组，形成课题研究总报告。
昨日，《人民日报》刊登部分调研结果。从报告情况看，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影响选人用人公信度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选人用人标准“按需取用”
十八大以来，中央组织部及各地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中央精神，不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选人用人公信度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但从调研情况看，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影响选人用人公信度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调研中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当前选人用人标准和条件是明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偏差。
一是简单化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时过于僵化，不考虑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干部适用同一标准。
二是选择性问题。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多是原则性要求，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把握和执行标准时做选择、搞变通，按需取用，符合自己思路时就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标准”，不符合自己思路时就强调选人用人要“不拘一格”。
三是片面化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没有全面准确贯彻“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标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等问题。
浙江省台州市委组织部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干部标准在考核评价实际工作中落实仍然不够全面，经济实力或经济类指标实际上占60%~70%。
选谁用谁少数人说了算
调研中大家反映，党员群众对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工作有意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谁用谁还是少数人说了算。
一是干部选拔初始提名权集中在一把手手中。从各地做法来看，干部选拔初始提名普遍是先由主要领导向党委提出具体人选，然后交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看似是由集体提名，实际上是一把手一锤定音。
二是程序“空转”。一把手在干部选拔任用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环节都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表面上看程序一步不少，实际上是程序“空转”。
三是一把手用人权责不一致。对一把手及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哪些权力、哪些责任，规定不够具体、明晰，权力和责任不对等，致使责任主体难以界定，一旦出了问题，板子很难打到具体责任人身上。
问卷调查显示，23.84%的受调查者认为对选人用人公信度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一把手说了算”，23.51%的受调查者认为是“选人用人程序走过场”，它们居全部8个问题前两位。
考察存在“突击”“走过场”
近年来，各地贯彻实施促进科学发展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取得一定成效，但干部考察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导致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问题仍时有发生。
一是考察重才轻德。有的认为德是个虚的东西，考准考实很难，往往费力不讨好，为图省事，只片面注重经济指标、政绩指标的考核，考德成为走形式、看材料、听“美言”。
二是考察方式不科学。有的地方搞集中性、突击性考察，存在“赶场子”现象，对平时和一贯表现考察了解不够深入；有的简单抽人搭建“草台班子”去考察，存在“外行考察内行”“小眼睛看大干部”等问题。
三是民主参与失真。有的认为考察环节发扬民主就是听取群众意见，把领导干部一概排除在外；有的机械理解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往往以群众参与人数论高低；有的把群众公认等同于“群众说了算”。实践中，群众虽然反映了大量意见，但往往因为缺乏针对性或难以有效甄别而得不到真正重视。
问卷调查显示，41.35%的受调查者认为考察工作最主要的问题是“注重提拔考察、换届考察，平时考察少”。
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仍突出
近年来，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但一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
一是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有的领导干部借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别人提拔升迁说情打招呼。一些干部不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而是找关系托人情走门路，理直气壮跑官要官。
二是买官卖官。有的领导干部借调整提拔干部之机，把选人用人作为牟利手段。有的干部“以钱开路”，行贿买官。
三是潜规则盛行。有的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上搞相互照应；有的为所谓的“聚人脉”“拢人心”，在选人用人上讲圈子、搞山头；有的为“留后路”，违规提拔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等。
据吉林省委组织部课题组对本地用人不正之风情况的调查，有26%的受调查者认为比较严重，有12%的受调查者认为严重。 （据《人民日报》）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