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指出：“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直隶提督叶志超，在甲午战争中率部逃跑，成为中国战争史上典型的反面教材。就这样一位将领，为何还被朝廷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担负起朝鲜半岛陆路与日作战的总指挥？
叶志超原为淮军军官，早年跟随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积功至总兵，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叶志超因镇压捻军有功，得到李鸿章的赏识，选留北洋水师，其后在光绪初年，代理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后移防山海关。李鸿章向朝廷推荐其功绩优秀，又有智慧韬略，朝廷授予其实职。光绪十五年（1889年），叶志超被擢升为直隶提督；十七年（1891年），奉檄率军镇压热河金丹道教起义，赏穿黄马褂。从叶起超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以军功起家，是一名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战将。但在朝鲜战场上，他却判若两人。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驻守朝鲜西海岸的牙山。日军为取得朝鲜陆战的首场胜利，决定围攻牙山。由于牙山易攻难守，清军移师防守距牙山东北50里的成欢。不料这一战略转移，却成了叶志超逃跑的开始。清军在成欢与日军激战，不但未得到叶志超兵力的支援，他反而率先向北撤逃。逃跑中为了防止与日军遭遇，选择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历时近一个月才到达平壤。期间清军因饥疫减员严重，叶志超非但不报实情，反而向李鸿章谎报沿途多败日军，最后还得到了朝廷的奖赏，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平壤是座山城，自古以来易守难攻。隋唐时期，隋军和唐军多次败于平壤城下。中日平壤之战，可谓甲午战争在朝鲜半岛的大决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35营，15000余人；进攻平壤的日军约16000余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1894年9月15日，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其三为城西南战场。
在大同江南岸战场，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第9旅团。玄武门为日军主攻方向，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当天午后2时玄武门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晨7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竟于午后4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清军在平壤占居地利人和，所守三个方向除北门以外，其余两个方向均未失利。正是在日军攻城胜负难料的情况下，叶志超却选择了投降逃跑。对于这其中的原因，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1989 年《安徽史学》第三期撰文《实事求是地评价平壤之役中的叶志超》认为：“清军在平壤的败绩，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备战不足，仓促应战。叶志超在危险之际，力疾受命，努力组织平壤防务，在给敌人一定打击后，撤出平壤，是尽到了军人保卫祖国的责任。过去的研究，强人所难，对他责备过多，这是不公正的”。1994 年，新编《肥西县志》“叶志超传”也记载道：“16 日，日军分路猛攻平壤，清军分路出战”，“奉军阵地崩溃，日军乘机突入玄武门”，“部将江自康擅自撤退，平壤北门已难再守。如日军合围，清军将会全军覆没。叶志超与诸将商议后，下令乘夜出平壤，向北撤退。17 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失败，清军后路更为危险。叶志超率军突出重围，急行军回到国内”，这些研究，一反过去对叶志超平壤之役的评价。
毫无疑问，平壤之战导致清廷失去整个朝鲜，失去了抵御日本的天然屏障，同时首战失利，打击了清廷军队的士气，叶志超作为平壤之战的指挥者，无可置疑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叶志超究竟是一名“逃将”还是一名见机行事，保存有生力量的卓越军事将领呢？在其后的战争中，清军其他将领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甲午战争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至11月22日）的战役战斗中，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是两场重要的大战。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约28000人，宋庆为诸军总统。日军进攻部队共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在不到3天内，清朝重兵近3万竟全线崩溃。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个营，约13000人。11月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在此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战局更是急转直下。
由此可见，在清军中的像叶志超这样的将帅，不止一个；而像左宝贵这样的优秀将领也不乏其人，但却得不到重用。当朝廷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各军总统时，“一军皆惊”，大大挫伤了清军的士气。叶志超担当此任后，不亲自组织侦察获取情报，反而依靠天津的电报通报决策。这对一位身居前线将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战场敌情不明，其战守部署自然不切实际。特别当听说日军来袭时，他便惊惶失措，率先逃跑。为什么像叶志超这样的败将却得到任命？
首先，清军用人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一批庸将。清军随着八旗和绿营的败落，八旗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便成为清廷的主要靠山。它们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立下了头功，也涌现了一大批像叶志超这样的将领。但在其后的清军建设中，随着湘军的解散，淮军骨干力量就成为清军提拔的主要对象。自然这与李鸿章对清军的绝对掌控有关。此时，清军的用人制度，以荐举为主，叶志超正是得到李鸿章的推荐才得以提拔。叶志超战败之后，朝廷“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 由此可见，李鸿章这种不讲原则的求情，完全基于个人的好恶。归根结底，还是他的淮军情结在作怪。这就造成了清军中集团利益大行其道，大量优秀的将帅得不到提拔重用局面的出现。在此之下，李鸿章却多次感叹军中“后继乏才”，实际上不在于军中有无人才，而在于军中的淮军将领渐渐老去，无人再提拔，这不能不说是清军人事制度的重大缺陷，造成了甲午战争中“庸将”辈出的窘境。
其次，将帅个人的战斗精神的丧失，是类似叶志超这样的将领在甲午战争中判若两人的重要原因。叶志超入朝作战，已年过半百。这与他在镇压捻军时的精、气、神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这从他当时入朝的心态就可以看出：“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 叶志超入朝，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成行。如果他与聂士成、左宝贵一样，有一种拼死作战的决心，朝鲜的战局决不会败得如此之快。可见，当一名将帅丧失了战斗精神，即使他过去立过战功，也不能弥补其精神上的重大缺陷，其后他指挥作战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未战先败的结局也将成为必然。
再次，叶志超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不是个别现象，清廷整体的颓势和腐败已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整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祝寿，政府官员可私自挪用海军经费。在战场上，像叶志超这样的统帅，可胆大妄为地虚报军功，求得奖赏。更为严重的是，见敌就跑的他，在战局稍稍稳定的情况下，却不忘“日置酒高会”，进行享乐。而他的部下，却要对其监视，以防逃跑。古人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任命一个不愿打仗的将领率兵打仗，要想求得战争的胜利谈何容易。
在甲午战争过去12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这场战争，就像面对一个多棱镜，虽然看到的反射光各不同，但每一条所折射的信息，都将引起我们的深思。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