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打造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编者按：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巴西国会发表题为《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习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关于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怎么建，秦安分别于2013年7月11日、30 日，以及9月12日，在《环球时报》发表“打造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网络治理需要盛世危言”和“网络治理需要综合施策”。又于2013年10月8日和2014年3月21日，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保卫网络主权应借助联合国机制”和“互联网管理权，中国也要争取”。现一并整理这一组5篇短文，以遵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原则，推动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内生力量和自信基础。

　　秦安：打造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昨天在华盛顿举行。在斯诺登事件持续发酵的背景下，首次纳入对话框架的网络安全问题无疑是焦点之一。斯诺登事件清楚地告诉我们，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二类生存空间”。国家管辖权已实质性地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治理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方式。

　　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对内表现为管辖规范公民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对外表现为防备、抵御网络侵略，制止借助网络空间实施的意识形态颠覆和恐怖活动。国家网络空间治理是一种适应网络空间和网络社会特征，综合利用国家整体资源，发挥社会多元力量作用，捍卫国家网络主权的有效方式。笔者认为，建立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既要善于把握好网络空间本质特征的内在驱动力，也要善于运用国家治理的外在行政力，把对网络信息的自主控制能力，作为衡量国家网络空间治理水平的根本标准，并充分认识到：能否统筹信息产业资源，在以信息网络为核心的产业技术革命中赢得领先地位；能否凝聚民族先进文化，在网络空间战略博弈中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能否汇集国家多元力量，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避免网络冲突乃至形成威慑能力，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要瞄准“全球一网、人造可控、复杂混沌”的态势，抓住网络空间的自身特点，结合多元力量参与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体系，形成四种能力”。建立一个体系，即站在国家利益全局的高度，统筹国家优势资源，统一设计和构建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形成四种能力，即网络空间的管控能力、网络产业的推动能力、网络国防的支撑能力和网络文化的引导能力。

　　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探索性课题，在观念，以及法制、机制、体制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多急需破解的问题，需要我们转变观念、主动应变，综合施策。但这其中，高度重视“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国家网络空间治理的高效规范运行显得尤为突出。“法规制度”建设的关键是“国际法可控、国内法适当、技术标准可信”。在国际法制定上，必须坚持宣扬国家网络主权，建立网络国防力量，形成与网络强国对等的力量，进而严防监控世界、无视网络主权、照搬战争法的“动网就是动武”等网络强国霸权行为；国内法制定上，应结合虚拟网络空间自身的特点，研究并出台与之相适应的法规制度，既保障网络空间的规范运行，也保持虚拟空间的生机与活力。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精神乐园”，虽然使国家管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切忌照搬套用，遏制时代潮流；在技术标准上，要认识到真正的“自主可控”，既要“中国制造”，更要“中国标准”。之所以特别强调技术标准，是因为当前网络空间采用美国技术标准产生的所谓“100%国产”的产品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产，更谈不上“自主可控”，有必要在国家战略层面，把扶植具有“自主可控”国际标准的创新型企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举措，在技术标准这个“核心部位”上先硬起来。只有实现中国制造、中国标准，才能实现自主可控，才能最终实现国家网络空间治理的战略目标。

　　（《环球时报》，2013年7月11日）

　　秦安：网络治理需要盛世危言

　　网络空间风乍起，于无深处听惊雷。斯诺登揭开了自由面纱，棱镜门折射出刀光剑影。面对崛起中国，有识之士依然呐喊防范日本第三次打断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这也唤醒笔者思考，我泱泱中华是否正面临着一种传统辉煌根本无法抵挡的威胁？

　　网络空间作为“第二类”生存空间和全新作战领域，带来“四种变化”：一是科技的作用发生突变，从拓展人类社会实体空间的活动范围转变为构造虚拟生存空间二是边界概念出现突破，从固化的实体空间边界线转变为弹性的网络新边疆三是国家主权概念发生变化，从陆海空天实体空间的主权延伸到对虚拟空间的管辖四是国防力量的承载体正在扩展，从传统的“飞船巨舰”加速向网络空间信息武器映射。

　　面对这些变化，我们既有技术差，又有战略差。各种迹象表明“网络猛于火药”，对“中国梦”具有“三大威胁”：一是可以利用直达人心的便捷通道攻心夺志，实现信息渗透、文化入侵和思想殖民二是可以利用网络瘫痪民生基础，通过远程控制，阻瘫交通、金融、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三是可以网络入侵攻击军事系统，阻瘫作战体系。

　　面对这些威胁，网络治理刻不容缓，而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科研制度改革。科技实力和科研制度关系社会生产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也直接决定了应对网络威胁的能力。同时，网络空间的“豆腐渣工程”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威胁更加严重，呈现出“三高特性”：一是隐蔽性高，科技腐败容易让老百姓看不见、看不懂，从而缺少广泛的监督二是扩散性高，程序代码容易被“粘贴拷贝”，隐患也就随之泛滥三是危险性高，直接影响现代社会赖以建立和运行的最核心资产：信息及控制机制。

　　将科研制度改革作为网络治理的重头戏，要从多个方面综合施策。首先要突破观念羁绊，注入网络科技新血液。我们目前更多停留在传统的陆海空军事平台对决上，网络在整体力量布局中属于“弱势群体”。

　　其次要改革投资制度，形成科技投资的新路子。纵观国家信息产业布局，国家持续巨资投入的传统企业逐渐萎缩，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已富可敌国，甚至具有超过国家的信息动员能力。但在这庞大的资产中，国资几乎为零。这迫使我们反思现有投资制度，而其中的关键是利用市场机制，尝试风险投资的新模式。

　　第三，强化检验评估，防范制造网络空间新垃圾。现有科研成果鉴定模式和科技人员晋升制度直接催生“唯成果奖论”，助长科技官僚和科研腐败，包括“不务正业”和“集体堕落”。有戏言称，适当透露中国科研鉴定结论，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来看，建立一个国家级“网络靶场”，兼做科研成果的“遛马场”已经很有必要。

　　目前，网络强国已将中国视为网络空间最大的对手，由此带来网络“中国威胁论”当面的尴尬和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让人庆幸的是，习主席7月23日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但愿时代的呼唤和对手挑战带来的“网络震撼”，以及正在推动的伟大改革可以让“中国梦”多一份清醒少一份醉。

　　（《环球时报》，2013年07月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