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专访二月河：“王岐山在我眼里是英雄”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尹洁 王乐然 李静涛 毛予菲 许陈静


　　2014年3月7日，王岐山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二月河回忆说，当时，自己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对于当前的反腐力度，他用了“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这一连串词语来形容。

　　当时，二月河对王岐山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对历史上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编成教科书。”王岐山则用“知音”作为回应：“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

　　王岐山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二月河：

　　他在我眼里是反腐英雄。我们没太多私人交往，但他在反腐倡廉这方面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从历史到现实的宏观角度上，我看到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可以说是压在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身上很重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不是两三年、两三个人就能做到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他也是个坦率的人。我在两会上说，第一次见王书记时，我不知道后来王书记的官会做得这么大。全场一下子笑了，王岐山同志也打趣地问我：“没想到我做那么大？在你二月河笔下，我这个官又算什么呢？”

　　环球人物杂志：

　　你第一次见王岐山是什么时候？

　　二月河：

　　是他在海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专门和我联系，向我询问海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很儒雅，历史知识丰富，很重视文化工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见面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是列席代表。那天在走廊上遇到刘源（刘少奇之子），正握手寒暄，王岐山同志从旁边过来，刘源就拉上我，要把我介绍给他。王岐山同志说：“我们很熟悉，不用介绍了。”

　　第三次就是这次两会。他们通知我发言，说王岐山同志来，问我发言的题目，我说当然是谈反腐倡廉。他们问我有没有讲话稿，我说我从来没有拿过讲话稿。历史上的事情，反腐败的事情，还有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都是我平常思索的东西，拿出来探讨，不需要准备。所以我就直接到会上讲了，向王岐山同志提了一些我个人对反腐败问题的看法。

　　“反腐是件很累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

　　你对王岐山提到了雍正的反腐，雍正有哪些手段值得今天借鉴？

　　二月河：

　　雍正有四个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和反腐相关的。第一个是摊丁入亩。过去不管是有地的还是要饭的，都要按人头向国家缴纳公共设施资源的使用费。但赤贫阶层没有钱可以上交。于是雍正把这种税摊到地上，你有多少亩地就交多少，没有地就不交。

　　第二个是官绅一体纳粮。过去当了官就不用纳税，一些平民为了避税，就用口头契约的方式把自己家的地算进官员的地里去。结果往往到了官员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承认口头契约，形成恶性土地兼并。雍正取消了官员的免税特权，实行官绅一体纳粮。

　　第三个是火耗归公。过去从地方运送银子到中央，是从县到市到省再到京城，一级级汇总。基层考虑到银子在路上搬来卸去，会有损耗，出发时就多装一点。运送银子的人返回后，把车缝、船缝扫一扫，两三年下来，收集的碎银子就能炼出十万两，官员管这个叫“火耗”。有了它，官员都不需要去贪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从这里来的。雍正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家已经给各级政府发放了路费，便推行“火耗归公”的改革。

　　第四个是密折制度。这不是告密，而是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什么都可以向雍正汇报，但不入档案。如果很多人都反映某个人不好，雍正就采取行政手段，隐去汇报者的名字，拿着这些材料质问当事人，当事人必须如实交代，不说就交到部里，公事公办。这实际上是中央选择了一些地方干部，与之保持密切沟通，从而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情况有充分了解。这对今天是有意义的。现在有些干部能带病提拔，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了解。如果设置一个手机短信小组，把号码提供给有限的一部分监督人员，供大家反映官员的情况，这种反映不负刑事责任，也不作为档案入库，只作为参考，就能让中央及时了解问题，不至于酿成带病提拔之类的错误。

　　但是，这些措施都是很累人的。摊丁入亩，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统计人口和土地；官绅一体纳粮，需要清查官员的土地财产；火耗归公，要一级一级计算耗费掉的银两到底有多少；密折制度，要一本本去看，看完再一个个去质问、去核实、去分析。这都是非常累的工作，反腐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

　　雍正这些反腐措施起到了什么作用？

　　二月河

　　正面的作用，当然是遏制了腐败，整肃了吏治。但负面作用，尤其是对他自己的负面作用也有。他的密折制度是在整谁呢？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各省的省委书记，各市的市委书记，等等。这个改革一出，把天下所有的一把手都得罪了。我们今天有报纸、有杂志，通过媒体报道，人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了之后对谁好、对谁不好，一目了然。而在那个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官员手上，他们本身是知识分子，还可以养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挨整之后，就组织人写东西，说雍正不是个好东西。而在雍正的反腐工作中受益的赤贫阶层，可能连字也不会写。所以雍正的反腐曾经长期得不到正面评价。

　　环球人物杂志：

　　又累，又没有好名声，反腐看起来就是一项费力又不讨好的工作。

　　二月河：

　　对，但这项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雍正这个人的性格也许不好，他寡趣、刻薄、说话尖利，让人很难跟他愉快地共事，但他对国家是鞠躬尽瘁的。吏治需要以身作则，雍正首先做到了勤政。现在发现的雍正手稿已经有2000万字了。你们试试，不说用毛笔，就是用签字笔，13年写 2000万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写书13年，只写了500多万字。雍正还要召开会议、视察工作、进行国务活动。他实际上是个工作狂。同时，他也做到了廉政，自己没有小辫子给人抓，生活起居、衣食住行非常简单。所以说，反腐者自身的表率作用很重要。

　　“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是空前的”


　　环球人物杂志：

　　和历史上相比，我国当前的腐败问题有什么特点？

　　二月河：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杂交”。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兴盛，在和平地“杂交”，我们拥有“文化杂交”的优势，但“杂交”有时候也会出现劣质品种。封建文化的残余依然存在，旧式官场的那一套仍然风行；西方文化的负面内容也进来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开始滋生。彼此结合，产生了腐朽的新品种—所有文化的负面因素他都吸收了，当然会变成腐败分子。

　　我们现在的反腐力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十八大之前打下来的“老虎”就有陈希同、陈良宇、胡长清等，十八大以后揪出的贪官无论从人数还是级别上，都呈现出更大的力度。历史上，乾隆前期有“六大案”，后期有“七大案”，但是涉及到国家级干部、省部级干部的，寥寥无几。有的高级别官员贪污了，乾隆爱惜他的才华，就把他放了。而今天，我们绝不会因为他是“能吏”就原谅他贪污，足见当前反腐力度之强。

　　环球人物杂志：

　　但是反腐的形势依然严峻，不断有“老虎”出现。

　　二月河：

　　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的。我看到过资料，说成克杰在临终的时候，跟看守所的人员一一握手，感谢他们为他服务；胡长清在死刑书上签字时，脸色平静得像刚睡醒一样。贪官死到临头还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史上少见。现在，国家在“拍蝇打虎”，底下的不少贪官就闻风而动，有的紧急处理房产，有的悄悄转移财产，各出花招，试图逃避。

　　究竟怎么处理这些腐败的“新品种”，我想，除了严峻刑罚之外，还需要别的措施。从长远看，需要有整个社会反特权意识的觉醒和身体力行。我了解到，现在小学生都懂得竞选班干部的好处，可以管理别人，可以从老师那里享受不同待遇，于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贿选，买冰淇淋、买小玩具送给同学。更小一点的幼儿园孩子，都会和阿姨说“我爸在某某公司工作，你需要什么和我讲”，都知道利益交换了。这些现象非常危险。当特权意识渗透到孩子身上时，下一代、再下一代能不出贪官吗？

　　环球人物杂志：

　　你连续用了三个“空前”形容现在的反腐局势。这种局面是中国独有的吗？

　　二月河：

　　不是。腐败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人性有关系。很多腐败分子被双规了写检查，就说“我是放羊出身、放牛出身。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高级干部，但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受拜金主义的影响，成了人民的罪人”。放羊的、放牛的就不贪钱吗？还有些人说西方国家怎么清廉，可实际上西方国家照样有腐败。封建社会有腐败，资本主义社会有腐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有腐败。归根到底，腐败问题是全人类共有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

　　你觉得西方制度在腐败治理方面是否值得借鉴？

　　二月河：

　　近代以来，有人尝试用“西药”治理贪腐顽疾，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制度能约束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西方。相应的制度，还得靠我们自己来建立。

　　我跟王岐山同志说过一个例子：满洲人入关的时候8.5万人，加上吴三桂在山海关的3.5万驻军，一共不过12万。而汉族方面，仅李自成的铁骑部队就有100多万，加上南明唐王逃到福建称帝时手中的200多万人马，以及散落全国的汉族武装力量，总数能超过400万。可最后，13万人打败了400万人。与满人相比，汉人的制度不先进吗？当然先进。只能说，如果你腐败，先进制度下的400万人也是一堆臭肉；不腐败，落后制度下的13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经济、文化强大不是原谅腐败的理由”

　　环球人物杂志：

　　从历史上看，特别严厉的反腐手段会不会引发政局动荡？

　　二月河：

　　不会。历史上，反腐从未停止过，但我从未发现哪一个朝代或团体因为反腐而亡。当然，这里面应该有节有度。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承受度。你得正确处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矛盾，不能把人吓死，或激化了矛盾。即使是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会激化，和社会主调不协调。这一点，还是要由主政者把握。

　　环球人物杂志：

　　但现在，已经有“官不聊生”的抱怨，有人要求社会对官员宽容一点。

　　二月河：

　　对官员的宽容恰恰正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我们看看宋代，那是对官员最宽容的年代。赵匡胤通过非法途径当了皇帝，想得到官员的欢心，一方面杯酒释兵权，一方面又安抚讨好大家，许以高度的文化享受和物质享受，让官员安心地在下面做事，这就惯出了官员享乐的毛病。而且，宋代还有个非常糟糕的国策，叫“誓不杀大臣”，实际上是给官员腐败提供了肆无忌惮的温床。

　　如此行事，结果显而易见：西夏、契丹、辽、金，谁想来打一下就打一下，宋朝根本无力抵抗；宋朝对契丹人称臣，皇帝对外自称干儿子；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抓去当了俘虏；抵抗金兵的岳飞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一系列的腐败，最终断送了整个国家，甚至对后世的局面造成深远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

　　但宋代有繁华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到底腐败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有多大？是否会起到决定作用？

　　二月河：

　　经济水平高也好，文化程度高也好，都不代表你强大。整个社会都腐败，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宋代是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世界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但也是政治腐败、社会生活腐朽的朝代之一。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宋代的中国是个强国吧？

　　现在，很多人在跟我交流反腐问题时，都会把经济文化和治理腐败混在一起说。但我认为，对经济实力不能迷信，对文化实力也不能迷信。不能因为宋代有了宋词，就原谅这个政权的腐败。就像不能因为唐代有了唐诗，就忽视它的藩镇割据问题一样。难道安禄山造反也是合理的？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腐败就像是社会的糖尿病，它是一个富贵病，隐蔽性很强，不会直接导致社会死亡，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会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疾，使国家变得极其脆弱，最后很容易引起并发症，不堪一击，无从抢救。如果不把腐败的血糖降下来，不管你是什么制度，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积，都会轰然倒塌，彻底完蛋。

　　环球人物杂志：

　　那你觉得治理贪腐的根本方式是什么？

　　二月河：

　　我们的反腐制度，不仅要包括监管和刑罚，还要包括思想意识的净化。腐败，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贞观年间，一年才处决犯人29个，何等之少，但腐败照样得到抑制。现在，我们一个省每年因贪污处分的人都不止这个数。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迷信严刑，不能迷信重典。治理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是思想的力量。目前，中国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严重缺失，传统文化中对权力的迷信、对权威的崇拜却根深蒂固，做事首先想到的是行贿受贿、旁门左道。

　　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当地首富的秘书告诉我，老板用人的第一条是看孝不孝顺，不孝顺不用。我们现在提拔官员考量过这些吗？学校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不会提到这些，官员、企业家在教育部下时也不会讲这些。现在的大学教育都是讲怎样出人头地、一步步升迁，却没有最基本的人生教育，这会让人们不择手段地谋求权力。

　　千年难治的顽疾

　　五花八门的手段

　　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腐败是封建时代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而最普遍、最熟练运用这种敛财、枉法工具的，还是掌握着大小权力的官吏们。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东汉外戚梁冀，专断朝政近20年，被迫自杀后，其家产没收、变卖所得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南宋宁宗时的右丞相陈自强以卖官鬻（音同裕）爵闻名，但凡有人来求官，他都派人先谈好价钱。地方官呈送到京城的公文封函上，如果没有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他根本不打开。

　　到了明清时期，官员腐败已成常态。据历史作家张宏杰统计，朱元璋刚坐稳天下，腐败就开始蔓延：刑部尚书（相当于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相当于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700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143万锭；兵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22万锭……那些远离朱元璋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的任务，把抗税户抓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腐的手段五花八门，贪腐的官员也像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会被大小官吏奉为做官的原则，会出现和珅那样“集古今之大成”的巨贪了。

　　朱元璋的酷刑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商代会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刑罚更严，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代有了官员回避制度，汉武帝还对知情不报的官吏实行连坐；至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出巡，刺史赵元楷因大肆铺张接驾，被太宗怒斥是学隋炀帝的亡国习气，活活被吓死了；宋代文人地位较高，依祖训不得诛杀，但官吏贪赃仍被定为不赦之罪……

　　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的顽疾不可能得到根治，这是封建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当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的机会遍地都是。

　　百年治贪的得失


　　在清代，要做个清官是极难的。康熙早期曾经狠抓吏治，“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则小臣廉”等观念在吏治实践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大帝》第二卷中，二月河用专门的章节描述了“治贪官圣君矫如龙”的精彩情节：隆冬时节，微服私访的康熙来到永定河大堤上，遇到一名官员不顾众人反对，逼迫民夫们踏着冰冷的江水挖河堤。在场众人中，唯有固安县令杨么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一旁观察许久的康熙忍不住拍手叫好，却引来这名官员及随从预备暴力相向。情急之下，康熙命身边陪同人员将这名恶徒当场打死，并公开身份，对杨么大加赞赏。一番作为，让河滩上欢声雷动，众人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然而，嫉恶如仇的康熙始终没有对贪官采用重刑，且越到后期越讲究宽仁：“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

　　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认为，面对登峰造极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已不大相信有纯粹的清官存在了。一次，康熙与大臣们谈到当时几个著名的廉吏，把每个人都质疑了一番：曾任湖南巡抚的赵申乔，因为把全省官员参了个遍，被康熙怀疑“怎么别人都贪，就你干净”；另一位清官张伯行喜欢刻书，而当时刻一部书要花费千金，康熙怀疑这些钱来源不正……

　　既然认为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清官，康熙的治吏力度逐渐缩小，最后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程度，对封疆大吏更是能忍就忍。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向康熙反映地方官吏的贪腐行为，建议进行改革，康熙却表示：“银钱无多，何苦积害。”

　　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法典也形同虚设。王跃文曾总结：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一千两者论斩。但事实上，这规定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清代京官外放，必须送银子给在京的老同僚们，方便日后有事得到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冬天来了，还得给京官送银子，叫“炭敬”；夏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银子，叫“冰敬”。“三敬”之外还有寿礼、灯节、妆敬等诸多名目。清代京官比较穷，外任时拿不出银子送“别敬”，就得向钱庄或富户借贷。借钱出去做官，等做了官，哪有不连本带息捞回来的道理？

　　积重难返之下，晚年的康熙认定，官员的贪污意识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二月河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贪婪是人的本性，贪腐是社会病，控制一下才能好一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根治腐败的手段。所以得不停地治吏。”

　　雍正的养廉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中间，雍正是抓吏治最严、也最有成效的一个。“雍正出台的四大制度，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都遏制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大小官吏的利益因此受损严重，他们的怨气很大。为了有所弥补，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不过，二月河并不认同这一制度。他认为，和前几项改革相反，养廉银对反腐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现在，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乾隆的权术


　　到了乾隆那儿，反腐逐渐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控制臣子，乾隆有时甚至故意让官员腐败—没有污点的人不能用，当脑后的小辫子被皇帝抓在手里，臣下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的所谓治贪，常常只是出于威慑的目的，并不动真格。在《乾隆皇帝》的后半部分，二月河花费大量笔墨，写和珅发迹、发狂的过程。乾隆的庇护、和珅的贪婪无度，通过他的笔触跃然纸上。

　　乾隆后期治贪的原则是“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相当于省部级的督抚，再办一批“县处级”官吏，而且，追究时不能查得太严，有松有紧，紧的时候要从重、从快、从严，松的时候要从轻、从慢、从宽，“只拉弓，不放箭”。

　　乾隆这种把反腐当做权术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肃贪的效果。历史作家张宏杰曾总结过，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涉案数额变大，案件增多。官员贪污数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仅一个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款24万两白银。

　　二是腐败官员向高层发展，且数量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各级无一幸免。乾隆在位的后20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官员们对腐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不以为耻。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所有人心照不宣。在这种环境下，清官反而没有立足之地，不行贿受贿、不懂潜规则，在官场根本无法生存。不贪污纳贿，就无法建立和操纵关系网，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成了做官的最高境界。偶有败露，常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5起贪污大案，涉案人员众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到了乾隆晚年，一方面，他几下江南，穷奢极欲，等于带头腐败。另一方面，人口激增、经济总量膨胀、贸易顺差等盛世表象，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切已积重难返。

　　正因如此，二月河把自己的3部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在他看来，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开创的康乾盛世，支撑起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但腐败暴露出这个王朝真正的走向。“当我们看着太阳落山时，满天的彩霞绚丽、迷人，但它们不能持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延伸阅读：二月河小传


　　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市委大院里，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院落。外面是窄巷、砖墙、爬山虎，里面是小楼、水池、藤萝架。一楼会客的房间很大，只是略显凌乱，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一切都透出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

　　这是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家。2014年5月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前去采访时，正赶上他的哮喘病犯了。采访开始前，二月河喝下妻子递给他的一碗药汤。但除了沙哑粗重的声音外，他并不像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

　　书虫子

　　二月河的哮喘病是在山西大同落下的。那时他是个工程兵，名字还叫做凌解放。从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枪林弹雨的1945年。

　　那年11月3日，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正在开会，有人进来报告说，县武委会主任凌尔文和妇联主席马翠兰得了个儿子。大家欢欣鼓舞，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个颇有特色的名字：凌解放。

　　名字的寓意在接下来的4年里果然实现了。随着战事的变化，凌解放跟着父母辗转河南各地。解放军占领南阳后，凌尔文和马翠兰分别留任邓县武装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长。

　　父母工作很忙，儿时的凌解放常被独自留在家里，或寄宿亲友、同学家。他不受拘束的性格从小就表现得很明显—上课从来都坐不住，字写得缺胳膊少腿，放了学就跑到河边摸鱼抓螃蟹。不过，他对看小说很有耐心，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都读完了。那时他并没打算当个作家，只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机会确实来了。1968年，在被红卫兵连续抄了3次家后，高中毕业的凌解放参军去了山西太原，成了一名工程兵。他脑子里装着“将军梦”，干的却是打坑道、挖煤窑的工作，天天在地洞里钻来钻去。

　　1968年，凌解放跟着部队到达大同时，当地已经开始下雪。“煤井下面是恒温，不管冬天夏天都是16度，但井上很冷，零下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井上井下温差能达到四五十度。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保养，在井下累出一身汗，打着赤膊在风筒里吹凉，穿上潮湿的棉衣回到井上，又冻得直打哆嗦。”二月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自己就这样得了气管炎。年轻时，他一度以为已经痊愈，没想到年老了，病又找回来了。以前写书时，咳得厉害了甚至会吐血。

　　对抽烟的喜好，也是在大同养成的。煤井下面很危险，晚上坐在煤井下休息时，听到煤柱子被压得咯吱乱响，很吓人。“大家商量着，觉得应该有一个和生命同步消耗的东西，开始从每个月6块钱的津贴里拿出钱来买烟抽。”

　　尽管条件艰苦，但凌解放没忘了看书。半夜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报纸，甚至一片台历，他也要捡起来看看。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里当了通讯员，负责办黑板报，一篇通讯还上了《解放军报》。部队换防辽宁时，为轻装和“破四旧”，要把书全烧了。凌解放偷偷从火堆里扒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后来，他干脆到驻地农村找书。《二十四史》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追着要，他连夜抄了半本。

　　帝王传

　　1978年，凌解放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干事。当每天的工作变成打开水、拿报纸、接电话、喝茶看报，他又坐不住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直热爱的《红楼梦》。

　　1980年，他将得意之作《史湘云是“禄蠹（音同度，意为蛀虫）”吗？》寄到有关刊物，却石沉大海。一气之下，他把稿子寄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冯其庸看过文章后，很赏识这个年轻人，鼓励他用这种风格写小说。凌解放就此开始文学创作，但最初几部作品都被退稿。直到1982年，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到有学者感叹没有文学作品表现康熙的文治武功，37岁的他当即表态：“我来写！”

　　经过两年的准备，1984年，二月河走上了“帝王小说”写作之路。“刚开始写《康熙大帝》时，我们全家住在29平方米的房子里。我把所有资料捆成一捆放在床下，在地上铺张报纸，匍匐着钻到床底下，一点一点地查资料。”他回忆说，因为自幼对冰雪消融时的黄河印象很深，《康熙大帝》第一部定稿时，自己便以“二月河”作为笔名。

　　《红楼梦》对二月河写作的影响很大。初中后期和整个高中时期，他曾将《红楼梦》读了五六遍，之后又陆续读了10来遍。写“帝王系列”时，考虑到书中的时代和《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差不多，二月河觉得语言特色也应该跟着红楼梦走。书写出来，很多人以为二月河是清代人。

　　1988年，4卷共160多万字的《康熙大帝》完稿。第一卷《夺宫》出版后引起轰动，香港、台湾相继推出繁体竖排版。1989年，《康熙大帝》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1990年至1992年，二月河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多万字。1998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起全国热议。1994年至1996年，二月河写完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130余万字。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政治长卷。

　　历史观

　　随着作品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争议声也不绝于耳。其中一种说法是，二月河在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

　　“第一本书出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报纸用了一整版篇幅，以通栏标题《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对我进行批评。这在当时是作为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二月河有点紧张，就给冯其庸写了封信，说不知这件事是否有什么背景。冯其庸写了一幅字寄给他：“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看惯海潮生。”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写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只要作品里有地主，就一定是坏蛋。人们现在衡量我的作品，有时还是会沿用这样的模式：康熙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动阶级，你为什么要歌颂？”

　　二月河告诉记者，自己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主要看3点：第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没有贡献。“我不管你什么出身，做出贡献的我就歌颂，反之就批判。”第二，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没有贡献。“不管什么出身，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办法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好人。反之我都觉得不是好人。”第三，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等方面有没有贡献。“蔡伦、郑和是宦官，毕昇是平民，司马迁是残疾人，黄道婆是道士……不管什么出身，只要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我就歌颂。”在二月河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不同时期的观点不是恒定的。抗战时期就不讲成分，只要抗战就是好人，成分再好但成了汉奸也要照打不误。土改的时候，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这个时候你反对，也是错误的。”对于批评，二月河很少反驳，而是希望人们在慢慢的认知过程中进行选择，可以维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和平地探讨。“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体，允许你说话，也得允许别人说话。大家都能把话讲出来才是一个和谐社会。”


　　作者：陈昊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https://news.sohu.com/20140723/n402618765.shtml news.sohu.com false 人民网 https://renwu.people.com.cn/n/2014/0723/c357069-25326980.html report 17813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尹洁王乐然李静涛毛予菲许陈静2014年5月22日，二月河在河南家中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陈昊摄）环球人物视频专访二月河哪一类人群总能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