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吐槽科研经费制度：先逼良为娼再抓嫖

　　“像防贼一样”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这样的疑似“不信任”还体现在报销制度上。“课题制”的科研形式，需要教师采用“事后报销”的方式，用发票凭证领取科研经费。相关的规定称得上“事无巨细”。

　　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否则也不能报销。而在苏州大学，新的规定则是汽车油费必须要有过路费的发票单才可以报销。

　　类似的故事多有发生：一位老教授，香港一所大学请他去演讲，对方安排了住宿，结果回来报销机票时，被学校财务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住宿的发票。老先生做一番解释，也无果。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一个高校教师感叹，财务人员越来越像安检机器，层层审查，处处“刁难”，报销越来越困难。为了几千块钱，逼迫老师四处奔走，费尽思量，低声下气，斯文扫地。

　　在广州读博士的李元见证了这一幕，他参与了导师申报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去财务报销时，总是难免挫败，财务人员总能轻易找到问题：签名不规范，贴票不规范，发票是连号的，票据是假的（这最让人发懵）。一次，拿着3万块钱的票据只报销了2万。

　　已毕业的医学博士王杰回忆起一次设备采购经历至今觉得无奈，“前几年学校建立了一个招标系统，超过4万元的设备采购只能由校方经手”，这有效防止了教授从商家那里拿回扣，“不过这个过程太折腾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实验室要买一个二氧化碳培养箱和超低温冰箱，前后跑了大半年”。

　　“像防贼一样。”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撰文痛批这一点，赢得了许多高校教师的赞同。

　　但吊诡的是，高校教师们也确实在用自己的方式“违法违规”，显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

　　按照国家规定，课题经费按年划拨，每一年没有用完的经费，需要收回，并影响到下一年的拨款额，这与对行政部门经费的管理一致。

　　每到年末，行政部门的“突击花钱”，也就变成了老师们的“突击报销”。

　　李元记得，每到年底，学校财务部总是人满为患，害怕错过了报销机会的老师们，揣着收集而来的各种发票，誓要将经费报销得一分不剩。这些发票，可能来源于学生，可能来源于发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买的，后者真假莫辨。这已经催生了一个身处阴影中的市场，受访的老师们提到，自己的邮箱总能收到那么几封推销发票的邮件。

　　王杰说自然基金项目极少出现钱不够花的情况，“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会以预付款的形式把钱报下来，比方说有五万用不完，就打五万块存到某公司去，这些钱留着以后慢慢用。”至于对这笔钱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师们自觉了。

　　“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钱报出来。”李元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你不把经费花完，人家会觉得你没办事。”王亮坦承，这其中，当然有着糊弄的成分。

　　但更让老师们认同的原因，则是另一个，“主要因为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无法开展下去。”

　　中山大学教授林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年11月份让我把钱报完，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那怎么办，那只能把钱先报出来。这样操作当然是违规的，但也没有办法。”

　　刘军民承认，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位中央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如何平衡“严格管理”和“科研活力”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才能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