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离别腐败”：突击提拔干部较常见

　　记者梳理发现，官员“离别腐败”，按表现形式可分为“突击办事”、关照商人与亲友、退休前后扶植代理人捞钱等，且具有突击性、隐蔽性两个特征。

　　如何遏制官员任内的“最后狂欢”

　　在湖南株洲县，曾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卖官书记”龙国华。得到这个名头，与他离别时的作为有关，先来听听他怎么说的吧。

　　“2006年下半年，组织已非正式告知我到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2月中旬，我分两次提拔干部118名。更严重的是，新任书记到任前一天，我还主持常委会研究了县委办等党群部门40余名干部的晋升。”

　　龙国华的结局不意外，是因受贿罪被判无期。不过由此可见，官员“离别时刻”并不只是不舍和感恩。因时段敏感，监督乏力，也易成为“腐败高发期”。新形势下，官员在“离别时刻”如何拒腐，也成为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突击办事是人之常情”？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官员“离别腐败”，按表现形式可分为“突击办事”、关照商人与亲友、退休前后扶植代理人捞钱等，且具有突击性、隐蔽性两个突出特征。

　　首先，“离别期”相对较短，决定了搞腐败的突击性；隐蔽性则是因为，一方面，准退休官员利用影响力受贿本身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原领导离职，伴随着继任者的到任等，可能出现人心浮动、监督乏力，再加上部分新官不理旧事，造成了部分官员的“离别腐败”不易察觉，多是被媒体曝出。

　　今年6月，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涉嫌违纪被免职后，就被媒体曝出，他2006年离开九江前1个月，曾突击提拔了一批女干部，有的学校老师直接被提拔为区团委副书记。不少属于破格提拔。

　　2014年2月，一条消息占据了各大网站头条：中央纪委通报：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经核实，3名领导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事干部均被降为原职。该问题还被作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反面典型。

　　突击提拔干部，是官员交接期较为常见的腐败。有专家称，这有可能是离职前想拉拢下属，或想借提拔再捞一把，也可能是组织谈话前，该一把手已做了某种不合法的承诺，只好冒风险提拔，有的甚至连“组织考察”、“纪委鉴定”等程序都没走完，就直接上常委会讨论。

　　除了突击提拔，还有突击花钱、突击审批……2013年4月，陕西南郑县国土局原局长张汉洲调走前，突击发钱至少30万元；2012年5月，江苏兴化市张郭镇党委书记调到市发改委前，则给他的亲戚朋友等8人批地。该镇镇长甚至说，离任前突击办一些事是人之常情。

　　与平调、升职者相比，退休官员的“离别腐败”同样严重，且时间跨度可能更长。

　　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指出，当前中国腐败案件“59岁现象”显著。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情况，2013年被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60岁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

　　例如不久前受审的安徽省国土厅原巡视员杨先静，过去尽管他对腐败路数“门儿清”，但基本不涉足。临到退休，他开始考虑起“后路”问题。那段时间里，杨利用自己在国土系统多年，不少现任处长“买账”的便利，开启了疯狂索贿受贿模式，最终锒铛入狱。

　　传言“接班”也送钱

　　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干部交接期，有的行贿者也没闲着，他们甚至发展到了“神机妙算”的地步。

　　2012年5月，原甘肃华亭县委书记任增禄落马，牵出了129名官员曾向其行贿，多人选择春节行贿的事实。任增禄在华亭度过的5个春节中，最后一年2011年春节受贿达到95起，为历年峰值。有分析称，有人已料到领导已任职5年，将离开华亭，想在任增禄调走前，“最后再搏一把”。

　　有时，行贿者在干部交接期“下手”，选择的对象并非离别官员。

　　几年前，南京市市政排水管理处老处长退休，新处长还没选定。业务突出、组织重点培养的时任副处长谭沭兵，被很多人认为是接班人，多名工程队老板也“嗅”到了这一点，争相对其孝敬。办案人员透露，“谭受贿的130万元里，有80余万元是传言其要当接班人期间收的。”

　　尽管直到落马，谭沭兵也没能扶正，但他还是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接、工程款结算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最终获刑10年半。

　　还有隐藏更深的行贿者，他们甚至会制造自己的“交接时刻”。有专家认为，这种情况的恶劣程度甚于前面几类。

　　“我将怀着一种感恩的心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当好公仆，以民为本。”

　　2007年4月，时任深圳市龙岗区区长余伟良告别区政府旧同事，正式被任命为区委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出了上面这番话。然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他的高升，系从时任市长许宗衡处买官而来。2004年至2009年，余伟良先后6次送给许宗衡117万元，足见其“感恩的心”。许宗衡落马后，余伟良也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有时，拥有“离别”机会，是少数官员绞尽脑汁的结果。甚至呈现出官商合谋的趋势。

　　《中国经营报》曾报道，2012年1月，山西吕梁市长职务空缺，该职成为部分人活动目标。时任吕梁市委副书记的丁雪峰向多名老板筹资运作该职，据称周滨曾为其运作。丁入主吕梁市政府后，他所筹集的款项，也在参与运作的相关人之间进行了分配。

　　以“经常性监督”遏制离别腐败

　　看来，遏制“离别腐败”的确刻不容缓。当记者就此采访多名反腐专家，寻求良策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还原制度的刚性。

　　“尽管离别腐败有隐蔽性特征，但遏制它的一个便利之处是，此时领导即将离开权力中心，掌控力下降。”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他同时表示，目前，现有规定已较为完善，当务之急是加强监督，加大惩罚力度，防止制度出现“稻草人”效应。

　　多年来，中央对杜绝“离别腐败”非常重视。拿最具代表性的突击提拔来说，早在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有规定。2014新版《条例》更指出，领导干部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四川、浙江、江西等地，也较早出台了类似规定。如浙江规定，市县委书记不得在已明确本人离任时动议调整干部。四川县委书记离任前，须由上级组织部门对其履行干部选任职责情况进行检查，内容包括离任前有无突击提拔干部情况。

　　有专家认为，在如今明确组织部考察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违者将受重罚的前提下，一把手在用人方面将受到更有力的监督。

　　一些专家还对治理“离别腐败”提出了可操作性强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反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今，制度精细化渐成优势，可根据离别腐败的特征，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为防止一些官员利用离别期受贿等，能否将离任审计提前，确定该干部拟升职、离职时，来自异地的审计人员就进驻该单位开展工作与监督，与干部公示同时进行。审计合格后，很快上任或离任。这样不仅能遏制‘离别腐败’，还可能发现新的问题线索。”有专家称。

　　同时，重要岗位一把手离别，专项巡视也可以试点使用。相比离任审计，巡视的主题更突出，即有没有违纪线索；方式更灵活，可“下沉一级”，机关干部反映问题会更无顾忌，收获可能更多。此外，还可加上“有问题没发现，将倒查责任”等条款。

　　“巡视、审计等、更多的是事后监督，且要耗费一定成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经常性监督体系和权责对等的责任体系，让权力监督在组织中，或与外部系统之间经常性发生。“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才是离别腐败的根源。”白智立说。（本组报道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