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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权人”“有权人”被判重刑也能早早出狱，贪官尤其多见。现在，涉及他们的减刑、假释案件，一律要公开开庭审理。苍蝇们，老虎们，想争取自由，庭上见。 （CFP/图） |
政法委：“五号文件”提出从严把握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幅度，并作了具体规定。
政法系统：司法部“倒查三年”逐案复核，检察系统开展专项检察活动，法院“一律”公开开庭审理。
贪官：已有18名厅官被重新收监。至少多坐五年牢，有的官员“心情非常不好”。
贪官们今后想减刑，必须再过一次堂。
2014年7月以来，湖南、北京、浙江等地法院纷纷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而过去的习惯是书面审理。
实际上，入狱贪官的日子从今年春天就开始难熬起来。
原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黄少雄至少还要在狱中多坐五年牢。他在2011年7月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2014年3月广东省高院网公示的拟减刑名单显示，揭阳监狱提请为其减至有期徒刑18年，不过两个月之后，申请被法院退回。
这源于2014年以来针对“三类罪犯”实行的减刑假释新政策。按照新规，因黄少雄属于职务犯罪罪犯，法院将减刑申请退回报请机关。
保外就医也难了，一张诊断单似已不可能，除非有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而保外就医的部分贪官，已经或即将被重新收监。
“不能这边抓进去，那边放出来”
这半年以来的一系列变化，与中央政法委2014年1月21日下发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2014“五号文件”）有关。
2014年1月10日，广东高院对外通报，对前健力宝总裁张海减刑案立案调查。然而，1月20日，广东检方证实，张海外逃（详见南方周末2014年1月22日《狱中“立功指南”健力宝张海外逃背后的减刑权力寻租》）。
多位政法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五号文件”的出台，有张海等案的触发作用。张海通过造假“立功”，刑期从10年两次减刑至6年。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五号文件”的部分内容与张海案相呼应，比如，对“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作出具体解释，将“实用新型专利”排除在外，而张海的一次“立功”是“发明”了汽车前后双视镜。
湖南一位政法系统人士认为，新规定精神更早可追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强调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非常具体，这在以往的报告中是不多见的。”
“五号文件”的目标主要指向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要“坚决杜绝社会反映强烈的‘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
浙江高院审判监督庭负责人说，法律和司法解释虽然没有规定减刑假释的比例和人数，“但是应当看到，减刑假释比例过高，对于刑罚的执行是不严肃的”。
“不能这边抓进去，那边放出来。”湖南高院副院长李微说，"三类罪犯’的权、钱能力强，可能会出现花钱买立功的情况。张海案就是一个例子。”
保外贪官被重新收监
在中央政法委“五号文件”下发后，司法部和“两高”的动作接踵而至。
司法部3月6日召开了视频会议，随后下发“38号文”；最高法院在3月14日召开视频会议，并于4月29日出台了《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最高检从3月20日起，以“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为重点，部署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
一批“三类罪犯”，尤其是职务犯罪罪犯率先“中招”。
司法部提出了“倒查三年”、逐案复核的举措，同时也出台了加强职务犯罪罪犯保外就医管理的通知。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何卓夫说，湖南实行执法办案终审负责制，“审批表各级领导必须本人签字认可”。他透露，湖南正在对此前保外就医的“三类罪犯”进行体检复查。
据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按此前规定，针对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由监狱向所在地的中级法院提请，现在有期徒刑的“三类罪犯”则需要报备至省监狱管理局；对于职务犯罪罪犯的假释，须提级审核。他说，广东省迄今已经重新收监17人。
最高检要求，对原厅局级以上、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的此类案件，须分别逐案层报最高检、省检备案审查。
“减、假、暂专项检察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底。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
7月3日上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湖南工业大学原校长（正厅级）张晓琪被送长沙监狱服刑。终审判决近两年，张晓琪未予交付执行，“一直在社会活动”，直到被湘潭市检察院发现，湘潭市中院决定对其收监执行。
政法委文件规范减刑尺度
黄少雄获刑时，正赶上刑法修正案八和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施行。重点是限制减刑：原判无期徒刑的，如无重大立功，执行满两年一般只能先申请减为20至22年（原来一般是18至20年），如果是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再申请减刑，一般只能减为25年。
而针对原判死缓、无期徒刑的“三类罪犯”的减刑问题，中央政法委“五号文件”提出从严把握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幅度，并直接作了具体规定。比如，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司法解释原为“二年”）；减为有期徒刑后，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原为“二年”），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原为“一年”）。
人大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曾测算，按“五号文件”，“三类罪犯”即使“到点就减刑”，无期徒刑罪犯至少服刑17年，比原来延长4年，死缓罪犯至少服刑22年，延长5年。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某省一位原正厅级官员两年前从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按照过去规定，今年3月本可以申报再次减刑；但按照新规，他的情形类似于黄少雄，至少要多坐8年牢。监狱方面干脆不再上报。
“据说，这名原厅官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当初听到双规决定，心情非常不好。”一名该省政法界人士说。
“五号文件”对“三类罪犯”的保外就医条件也提出具体规定，要求“从严把握”，细致到指出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三种疾病，除非短期内危及生命，否则不得保外就医。
南方周末记者从广东政法系统人士处获悉，广东一位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82岁犯人被收监，“按新规定，他并不属于短期内危及生命的”；另一位保外就医的女犯已患老年痴呆症，亦被重新收监。
一律开庭
7月以来，各省份陆续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
选取的案件明显带有示范色彩。北京市二中院审理了前足球裁判陆俊的减刑案，浙江高院开庭审理吴英减刑案。这两起案件都是在监狱中审理的。
这源于6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规定主要着眼于审理程序，特别明确“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在新规实行之前，减刑假释案件一般以书面审理、听证为主，一些法院也已开始对部分案件公开审理，如湖南、广东、浙江等。
“此前2011年底已经出了相关的实体性规定（编者注：即最高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怎么减、减多少，做出了规定。今年的减刑规定是程序性规定，对怎么开庭、哪些人参加做了硬性具体规定。”湖南高院审判监督第三庭庭长吴文华说。由于公开开庭的案件激增，最近湖南高院的法官们忙于奔波省内监狱，倍感吃力。湖南高院在7月2日上午审理了两起减刑案件。当日上午九时，原湖南省农业厅厅长程海波的减刑案开庭。程海波在2011年底被判死缓。这是湖南高院在新规定下开庭审理的第一起职务犯罪罪犯减刑案件。
“重头戏”在十点钟开庭的刘迪案。刘迪原是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地税局财务科的会计，2011年因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死缓。
刘迪的角色不大，但此案囊括了按新规审理的几个特点：对象是职务犯罪罪犯、庭审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等。最高法院贯彻中央政法委“五号文件”时提出“五个一律”要求，其中“一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是首次提出的刚性要求。
为了给湖南全省开一个“示范庭”，湖南高院6月13日进行了网上公示，副院长李微担任审判长，两名审判员中有一名是审判监督第三庭副庭长曾龙。副院长担任减刑案件合议庭审判长，在湖南高院还是第一次。提请机关湖南省女子监狱方面，副监狱长丁喜华到庭。
法庭内“检察人员”位置上，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国祥就座。“这两名罪犯（程海波与刘迪）的死刑缓刑考验期都是恰好到期，而且又是‘五号文件’提到的职务犯罪，很有针对性。必须要规范做法，从严掌握。”
朱国祥在开庭前三天开始阅卷，“案卷材料比较少，主要是刘迪的平时改造表现，她在监狱的表现，如加减分表格等”。庭上，朱国祥问了刘迪两个问题：你在服刑期间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是否有故意犯罪。得到否定回答后，朱国祥代表检察机关，表示同意将刘迪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合议庭合议了大约三十分钟后再次开庭，当庭作出了减刑裁定。
旁听的代表、委员们对公开开庭表示了欢迎，同时，他们质疑，同样作为“职务犯罪”得到减刑的两名人员，刘迪在狱中表现得分明显高于程海波，“为什么二者减刑的幅度一样？”
“按照法律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如果没有重大立功，也没有故意犯罪，依法就应当减为无期徒刑。”李微说，“不少人对减刑、假释案件不太了解，我们通过这类案件的开庭审理就是要消除群众对减刑假释案件‘暗箱操作’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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