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7日电（记者牟旭 李松）2020年前，中国将有1亿左右农民工受益于户籍改革，定居城市完成市民化。
这批比德国人口还多1000多万的人迁往何处，是涌入大城市还是安居小城镇？面对这一全新的历史性考验，中国的答案是：通过实施差别化户口迁移政策，以期达到进城农民工梯度转移。
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这份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全面的户改大纲承继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户籍制度的要求，再次明确了中国将根据人口规模和综合承载能力，实施差别化的户口迁移政策。
具体来讲就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按照《意见》：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为中等城市，100万至300万为大城市，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意见》细化不同城市的落户条件，主要以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以及参加城镇社会保险为落户要求。
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多年后，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聚集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日益严重。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政策是非常明确的。目前一些特大城市尤其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压力很大，已经消化不了，不能再扩大人口规模，增加新的负担。
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使得北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捉襟见肘。资料显示，2011年北京市常驻人口2018万人，比1990年增加87%，其中外来人口达742万人。北京人均土地面积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政府设立差异化的落户条件是基于两个主要考虑，一是中国城镇化需要促进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发展，二是规模越大的城市落户成本也越高。
从1995年起，重庆彭水县龙射镇大地村村民刘勇就一直在广东等地打工。2010年，刘勇一家3口将其农村户口迁到龙射镇上，还花了13万买了一套新房。 “我也向往大城市，但要在大城市安家太难。”刘勇说。
2010年，广州市区的新房均价已迈入万元时代，以他的收入，在广州买房无异于天方夜谭。
而作为中国两个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之一的重庆于2010年8月就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截至目前，重庆已有近400万转户农民，其中7成左右选择了小城镇和区县城，余下地选择了重庆主城区。这表明，生活成本低廉、居住便利的小城镇是农民转户居住的首选。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69亿，外出农民工已经达到了1.74亿。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德教授表示，将合法稳定住所、职业作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保证转户农民在城市中已有稳定工作和住房，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贫民窟”“失业潮”等覆辙，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也只有形成阶梯式入户通道，才能避免转户农民“一窝蜂”进城，加剧“城市病”。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根据统计，大约有50%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分布在县级市和地级市。中国将改善中小城市的交通条件，夯实中小城市的产业基础，加强中小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来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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