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媒体 潘君炀 罗瑞兴 孙穆田 顾莹 刘楠 黄姜片/文
8月11日晚，有媒体报道称，“央视系统全员降薪30%，未被告知原因”，报道还提及，通知要求进一步下调工资待遇，且有年轻员工表示，“很多同事已经在办理离职，大家工作积极性也不高。”
随后，澎湃新闻“辟谣”，称央视人事部门表态“央视没有减薪，至于增收节支奖或绩效奖，每年都根据收入进行调整，与减薪无关”。
“央视降薪”是否乌龙？多家媒体继而就此事求证央视职工：光明网记者从央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员工处得知，降薪确有其事，且已持续八月之久；和讯网报道“谜一样的央视工资”，抽丝剥茧地列出一众央视名嘴的工资“吐槽”；搜狐新闻更是爆出猛料，称已获悉“有的节目团队集体‘出走’”。
至此，“降薪”一事越炒越热，关注度不降反增。
回顾，2014之于央视，注定是一个变局陡生的多事之秋--先有原副台长、频道总监被带走，后有多位名嘴深陷要案，如今又有“降薪”一事，更将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不仅如此，在反腐败的笼罩之下，巨额的报销、广告腐败、深度关联的公关公司，都逐一浮出水面；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之下，央视人的多重身份：事业编制、台聘人员、企聘人员、栏目聘用都将面临转制的问题；在互联网之后，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大潮之下，央视的收视率和受众群正在遭受新的考验，它如何在互联网面前继续维持优势地位，亦值得深思。上述种种，正构成央视的“三重门”。
同时，央视在这些压力之下，不仅需要继续承担起自己的政治使命，为传达最高层的声音“保驾护航”，还要保证把这一声音传遍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央视的前景，无疑道阻且长。
反腐门
8月11日，媒体亦报道，“中纪委在近两个月前已派出调查组进驻央视，并对与央视有账务来往的主要公司进行了约谈。”据相关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中央审计部门早前即进驻央视，展开相关审计工作。
这一举动和十八大以来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系列举措不谋而合。反腐高压下，官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皆是“人人自危”，唯恐因“公款吃喝”被列名通报。而央视作为中国电视传媒业的龙头，虽肩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但亦不能在整风和反腐败之中幸免。
不过，据《财经》此前报道，早在2011年，央视即着手报票制度改革，开始其“防腐”工作。曾有知情人士透露，央视“四费”（餐费、交通费、稿费、劳务费）金额巨大，其内部数据称达到6亿多元，按照央视现有员工8000人计算，人均达到7.5万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员工每月需报销发票6000元以上。2011年8月，央视新规决定压缩“四费”的报销比例，以期理顺相关的人事财务制度。
而随着反腐风潮的到来，央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早在2004年，央视即被查出广告收入存在黑洞的问题，近来被带走调查的诸多央视领导层，如李东生、郭振玺、刘文……都或多或少涉及广告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央视独家垄断的资源早就了他在电视传媒中的独一无二的影响，以及它特有的政治背景。
加之，伴随着央视收入和规模的扩张，央视的工程建设亦达到一个顶点。2009年央视大火，一把烧出了央视腐败的另一面--工程腐败与工程背后的庞大利益链。对此，韩寒曾撰写了一篇题为《趁火打劫央视》的文章，语言极具讽刺意味，其中提到“这将近百万元的由电脑控制的礼花，同时有数台摄像机在拍摄的一个行为，居然是一个办公室主任自己干的。未经上级批准那肯定就是他自费放的了，或者说，在央视，某办公室燃放百万元的烟花是不需要经过批准的，这CASE太小了。很明显不是这样的，当然是更大的领导希望，责任到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打住了，你就安心的坐牢去吧，兄弟，放心。”
而且，附着在央视广告链条上的巨额广告和难得的新闻资源，使得央视员工利用可以利用之来“开小灶”。外办公关和广告公司成为央视食物链的既定模式之一--有报道称，原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郭振玺曾实际掌控十几家公关公司，以实现个人财富和央视广告的双丰收；上行下效，前不久被带走的央视名嘴芮成钢亦被爆出投资北京帕格索斯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并长期持有7.9%到36%不等的股份。
显然，“涉腐”问题频出，央视反腐已是势在必行，然而痼疾难祛，央视反腐究竟能否破蛹，尚不得而知。
体制门
谈及央视和体制的特殊关系，不能不回到其历史。中央电视台成立于1958年5月1日，初名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根据其自身的介绍，“央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喉舌，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当今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主流媒体之一。”
目前，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副部级事业单位，曾有事业编、台聘、企聘、项目制聘用等方式。
聘用制度的繁复导致了央视人员的福利不均等诸多问题。其中事业编制是央视的正式员工，不会随意被开除，在工资、保险、养老上都能得到保障；台聘没有事业编制，但是和正式员工享有类似的福利；企聘是派遣制，员工与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再被公司派遣至央视工作；项目制聘用包括中心聘、栏目聘等，聘用与否由制片人决定，更加不稳定。
而对一些临时人员来说，由于无法与事业体制的央视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还给工作还带来极大的不方便，据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回忆自己的“临时工”岁月：每次录制节目前去传达室接嘉宾，都要给本部门的台聘人员打电话，麻烦他们到台门口用正式出入证填单接人。
更要命的是，混合的体制还带来了诸多灰色地带。据媒体曝光，央视财经频道员工顾某并非记者岗位，他偶然发现，某快递公司在全国分公司中的账务往来存在管理不规范，便利用记者身份进行了暗访，并制作了该公司偷税漏税的视频资料。随后协同危机公关负责人李某及其同事章某以“3·15曝光”为要挟，向快递公司诈骗600万元。顾某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有着央视的外衣。
变革中的央视正处于体制内外的夹缝之间。作为国家电视台，副部级的央视是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的？它如何在全球性媒体机构、营利性组织和政治使命这三个角色之间取得平衡？
一方面，作为国家对外的窗口，央视具备媒体的公益属性以及对外的公共服务属性；但另一方面，从广告营收出发，央视又是企业中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此外，尽管在建台之初，央视由国家全部拨款；而现今广告营收较大，却依然保持“国家少量财政拨款+广告收入”的营收模式。
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方案目的是明确职责任务、提高工作效率。还指定了事业单位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与此前后的是事业单位福利改革，按照现行方案，与企业并轨的概率极大。如此一来，央视所具有的“事业单位”之名将进一步丧失象征意义，央视的体制背景亦将进一步被稀释。
不过，即便央视褪去体制之身，依然担负体制之责。它作为最为重要的中国高层的对外展示的窗口，还将承担艰巨的政治使命。
收视门
除此之外，央视还在遭遇互联网的冲击。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之前，央视作为最重要的传播媒介，独占中国电视传媒的鳌头。虽然，它至今保持了这一“鳌头”的地位，根据CSM在全国155个大中城市搜集的数据显示，央视依然位列第一。
但如今已不在只有电视这一个终端传播渠道了。在从前，“从技术角度看，无论无线、有线还是卫星，广电信息分发渠道独有的封闭优势造就了内容资源垄断，这是整个行业一直以来的立业根本。
而现在，由于宽带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普及，信息分发形态极大丰富。高带宽使视频内容有了多种传输渠道，广电分发渠道不再是唯一，年轻的一代已经换了信息渠道、换了终端看电视。
央视部分栏目收视率下滑已是事实。据《潇湘晨报》2011年的报道，深受年轻人喜爱的NBA即使是在黄金时段，央视相关频道的收视率也不到0.4，只有往年的一半。相比之下，各大门户的视屏收视直线上升，接近上赛季最高值。
此外，就是央视的招牌菜“春晚”，收视率也是连年下跌，2011年春晚收视率为18.344，2012年为17.37，2013年已经降为11.362。
不惟央视如此，电视行业的收视率整体都在遭受考验。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从三年前的70%下降至30%。青年人都转向了电脑、平板和智能手机，网络已经成为收看热播电视剧的主要渠道。而40岁以上者是收看电视的主流人群。
其实，正如酷6网CEO杜昉所指出的“国外很多电视机构的内容也大量生成在互联网上，将来可能很少有人说我是做电视的，而说我是做节目的，至于它在哪播？未来的平台一定都在互联网上。”
2014年，一份美国基于国内用户的调查报告指出：使用互联网观看电视的观众数量，占比再度上升了5%左右，而使用传统方式观看电视的用户，从2005年开始正在逐步下降，目前仅有6%左右。2013年有45%的美国家庭采用互联网的形式观看电视节目，其中93%的家庭依然使用传统的电视机收看。
可以想见，在不久的未来，中国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用户不会再满足于在固定时间收看固定节目，而是接受互联网可选择时间、地点、终端的模式。
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2013年，央视曾邀请BBC发展和研究总监马修、网站与新媒体首席运营官安迪分享新经验，自2013年3月，每周有超过63％的英国人在BBC在线平台上观看内容。BBC确立了“1+10+4”的新媒体战略：1代表一个品牌，即BBC；10是10个产品，包括新闻、体育、天气、儿童节目等；4是4个终端，电脑、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而央视要做到这一点，还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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