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报道，广西、广东、山东等地方政府因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举债，但因财力困难等原因拖欠施工方债务，造成部分施工方陷入困境，这些“政府债主”多为民营工程企业，因多次讨债未果，不得不借高利贷支付农民工工资和债务利息，有的不堪重负濒临破产，有的甚至自杀轻生。
一些地方政府赖账不还，还理直气壮、有恃无恐，这种现象被百姓称作“官赖”。诚然，官赖频现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出于“政绩冲动”，不切实际地启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使政府财力陷入困窘、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击鼓传花式的“历史债务”，前任官员大举借债让财力捉襟见肘，现任官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此外，还可能由于经济形势出现较为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原来的预算收入落空，进而形成连锁反应，巨大的债务包袱只好先向市场主体转移，缺乏背景和关系的民企只好首当其冲。其实，“官赖”现象与以前的“打白条”有相似之处，不过前者显然比后者金额更为庞大，影响也更加恶劣。
事件曝光后，舆情汹涌，基本上都在谴责这些官赖严重损害了政府信用，认为“官赖”成为诚信社会建设的绊脚石，危及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这种判断当然不错，但是“官赖”除了损害政府公信力之外，其实还有三层风险或危害。
首先就是地方债务的风险。尽管有证据表明地方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不能排除个别地方爆发债务危机。而这种风险问题不只是在于账面的债务，而是举债的机制不健康。一些地方主政官员借债不是真心实意谋发展，而是绞尽脑汁图升迁，这样势必就会超出财力搞项目，甚至在举债之初就没有考虑怎么还债。
由于金融机构常受制于地方政府，他们对政府出面的借贷需求往往难以说“不”，这就加剧了地方债务的风险。再加上不少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缺乏回报的，这些项目只能依靠之前的财政结余以及其他领域的收入还债。一些地方还有依赖心理，万一本级政府入不敷出，还会有上级政府兜底。这些因素叠加，所积累的地方债务容易成为“定时炸弹”。
其次就是经济乏力的风险。“官赖”的产生，会极大影响民营企业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信心，进而破坏商业环境。一个地方若政府都赖账不还，那么传递出来的信号就会损害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其他企业担心为下一个“官赖”所“坑”，甚至形成政府的普遍违约，就很难放心参与经济建设。
尤其是近来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小，政府卖力招商也不容易讨好，“官赖”的出现必然影响外来投资者对当地的信心，让地方错失长远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稳定的风险。由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劳动力都是农民工，当施工方无法正常支付农民工工资时，矛盾就容易从劳资纠纷转化成官民冲突。常规的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政府可以作为中立方参与调解和处理，但欠薪的主要原因是“官赖”后，政府出面也难以获得信任，甚至可能激化矛盾。
官赖导致施工企业破产，进而容易形成一批失业的农民工，由于拿不到工钱，他们也往往不会离开当地，这可能使得地方社会治安面临巨大压力。加上主要的过错在于政府，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就极易陷入被动。
“官赖”聚集了多方面的风险，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严防“官赖”形成传导效应，给地方经济、社会形成难以逆转的后果。这就要求，一方面解决项目和债务的“增量”问题，从严把控政府的各种工程，杜绝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在预算编制和审查时就掐掉不切实的项目；另一方面解决当前项目和债务的“存量”问题，无论如何节衣缩食、开源节流，政府都不能失信于民、失信于企，必须及时将欠账了结，防止酿成更大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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