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庆祝用的是绍兴黄酒，自己这个北方人实在喝不惯。”
“抗战胜利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没战斗任务，肯定不如前线庆祝得那么热烈。”
“父亲给我指明方向，打日本是师出有名，内战就没必要了。”
“被俘的日军，在我们的持枪看守下，整理被他们炸塌的水泥厂，特别解气。”
“听到胜利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轻松起来了。”
作为职业军人，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胜利了，不用打仗了，军人的地位提高了。
那天，放假一天，他和战友们聚餐、喝酒，晚上，还偷偷把车开出去兜风，开车出来并不允许，但顾不上了，就想彻底疯一把。
他说，他是重炮兵，但是没与日军交过锋，“这是一辈子的遗憾。”
“我们几个负伤官兵，也吃吃喝喝庆祝一番，当时感觉该等着回家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晃69年过去了。当年，浴血抗敌的战士，如今，都成了耄耋老人。日前，现代快报专访了十位抗战老兵。
老兵真老—皱纹比当年受的枪伤还要深；敬个军礼，手都几乎抬不动……
老兵不老—对那段历史，对敌人投降的记忆，一点也不老。一想到那天，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
那天，胜利了，开心得连酒都喝不下……
那天，胜利了，终于可以回家了，想去看看妈妈安排的女朋友……
那天，胜利了，我们唱歌一首接一首……
那天—高兴得连酒都喝不下
谈起69年前的那个夏天，95岁的石永固挺直身子，眯着眼睛，“当时那个心情啊，真是兴奋得不能言语！”那时，担任第10军3师8团4连连长的石永固，正以师部授予的上尉参谋的身份，在位于成都的空军通信学校，学习陆空联络。
“到成都受训前，我在汉中时，经常看到来自四川江津机场的空中堡垒。”石永固说，空中堡垒是美国的轰炸机，那个时候，他对胜利充满渴望，“日本投降了，我们就能回家了啊！”老人说。8月15日吃过晚饭后，他照常打开广播，这时，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投降了。我们的班主任是空军少校石隐，他马上叫下属搬来整坛的酒。当时，我们拿着茶缸倒满酒，高兴得喝不下，互相泼起来。”
之后，通信学校又组织庆祝活动。老人风趣地说，那次庆祝用的是绍兴黄酒，自己这个北方人实在喝不惯。
那天—想回家看看相亲对象
1921年出生的张修齐，是黄埔军校15期学员，先后在浙江萧山、湖南长沙等地抗战。张修齐告诉现代快报记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浙江黄岩时，已迟了好几天。“驻扎在温州的团部打来电话，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们才知道，盼望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了。”那时，离家8年的南京人张修齐，已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少校副营长。当时，他任第3总团11团3营副营长，驻扎黄岩沿海一带。
“抗战胜利了，大家都很高兴，但因为没战斗任务，肯定不如前线庆祝得那么热烈。”而在此之前，看着侵略者气数已尽，当时24岁的张修齐，心里也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母亲来信说，在同仁会医院（现鼓楼医院）帮他找了个女朋友，当护士的，人很好……胜利消息传来，更让他感觉，该回家了。不过，直到1945年冬，张修齐才回到南京。第二年，作为那个年代的大龄青年，张修齐如愿成家了。“仗打完了，20多岁的人当然就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了。”张修齐这样形容迎接胜利时的心情。
那天—不想打内战，决定当“逃兵”
1942年，成都，19岁的冯宗尧，从黄埔军校18期毕业。他学的是辎重兵科，属于后勤兵种。“我从宜兴老家逃难到湖北公安后，差点被日军的炸弹炸中。又从公安逃难到重庆，亲眼看着防空洞洞口被炸塌，五六百号人闷在里面。”亡国之痛，直刺着这个有志青年的心，他毅然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1944年，冯宗尧成为了中国远征军战车第七营第二连少尉副排。随部队到印度后，冯宗尧很快学会开坦克，并一直被留在训练场做起坦克教练。后来，冯宗尧随部队回到广西南宁。
聊起抗战胜利时的经历，这位91岁的老人却直说“高兴不起来”。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因为所在部队就要被运到东北打内战，大家都无心恋战。“父亲给我指明方向，打日本是师出有名，内战就没必要了。”于是，顶着一旦被抓就要被军法处置的压力，冯宗尧“临阵脱逃”。他一路向西，回到重庆找自己的家人。“要说打赢了，那也高兴。可是热火朝天的庆祝，没有。”多少年后，“逃兵”成为他自我调侃的身份。
那天—他第一个听到胜利消息
88岁的胡为仁是上海人，抗战爆发前，住在租界里，父亲是企业家。在1941年租界被日军侵占后，15岁的胡为仁离家逃难。两年后参了军，他接受了来自黄埔军校教员的培训。1944年春，他们乘坐运输机从昆明出发，飞抵印度然后转到缅甸，在缅甸孟拱，他经历两次生死考验。
1945年8月，胡为仁回国担任第50师通讯营无线电连1排准尉报务员。老人说，当年8月9日晚，自己执行收听电台任务。这时，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传来。“是日本天皇发布乞降书，用英文和中文发出来的。”作为师里第一个知道此消息的人，胡为仁立即把它抄录下来，向上级报告。他回忆，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城里都在放炮庆祝。更让胡为仁感到提气的是，1945年10月，他在广州看守战俘营。“被俘的日军，在我们的持枪看守下，整理被他们炸塌的水泥厂，特别解气。”
后来，因为不愿意打内战，胡为仁假造了一封为父亲奔丧的家信后，逃回上海。不料，他刚到家没多久，父亲便因病离世。“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说起这件往事，88岁的老人止不住流下泪水，哽咽起来。
那天—感觉年轻人的责任终于尽完了
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吃了败仗，长沙失守。刘汉所在的第4军90师269团，负责镇守湘江西边的岳麓山。队伍打散后，90师组织了两支突击队。269团少校团副刘汉，任其中一支突击队的队长。他带着400多号人，撤到湖南与江西交接的汝城地区，在敌后打起游击。
“我们打游击打得相当痛快！”93岁的刘汉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当时他们装备轻便，全是冲锋枪、卡宾枪，不上刺刀。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就这样，敌明我暗的游击战，一直打到抗战胜利那一年。
“听到胜利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轻松起来了。”他回忆道。18岁入黄埔军校，20岁上战场，从1940年打到1945年，5年浴血奋战，让刘汉体会到打仗的苦，“不单单是牺牲的问题。没吃没喝，在战场上蹲着，精神上实在受不了。”一朝解脱，这位满腔热血的军人，终于感觉“年轻人的责任，终于尽完了”。
那天—首先想的是不用打仗了
100岁了，老人坐在椅子上，但精神很好。他说他当过老师，一年后投笔从戎了。1937年，抗战烽火已燃遍神州，他考入黄埔18期特科学习，“很多人误会，说特科就是特务科，实际上不是，是化学科。”据透露，当年在校期间，他学的是制毒、用毒、防毒、消毒，1940年下半年毕业。
毕业后，老人被分发至军政部学兵总队担任少尉排长。后因需要调化学兵部队远征印缅，他被调至昆明机场准备登机，但在登机前发现有沙眼，遂被调至昆明集训治疗。当时昆明有飞机场，以及飞机制造厂，他所在部队就在此担任防务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那时，我们保卫‘飞虎队’，高射炮团，‘飞虎队’真是勇敢啊。”撸开裤管，老人说，大伤没受过，但敌机炮弹炸开的弹片曾经射伤腿。
说起1945年的8月15日，老人笑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消息这么灵通……哪个晓得啊！”他说，当时他在昆明，是第二天才知道日本投降的，当时外面人声鼎沸，到处敲锣打鼓，“还以为出什么事了。”跑出去，就听市民奔走相告，“日本人投降了”，于是，他赶紧买了份报纸，才知道是真的。
老人说，由于是部队，不能随便走，大家分批放假，“让我们到市区去玩。”老人回忆，尽管没钱，到处瞎逛，心情还是特别好。他说，作为职业军人，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胜利了，不用打仗了，军人的地位提高了。
那天—开车去兜风，疯狂一把
老兵任时雪出生在南京，1937年日军攻进南京时，随家人搬到了重庆。1943年秋天，他应征入伍，由于年龄小，他冒用姐姐的身份，才“够格”当上了一名“学生远征军”。
现在，他已经88岁了，但对当年的记忆非常清晰。他说当时他被分在印度远征军的第一军第五战车营，军长名叫郑洞国。“当时战车营共有7个独立营，我给战车五营营长罗贤书开吉普车。”那时战车一营、二营、三营在前线战斗，“我们后面几个战车营紧随其后，随时待命。”任时雪短暂停顿了一下，笑了，“我们没轮上打仗，在印度呆了2年。”
“远征”印度结束后，老人随部队进入缅甸，之后又回到昆明。后来，他所在的部队编为伞兵部队94军，军长叫马士功，忆起当年跳伞训练，老人激动地比划着，“300公尺不好跳，越高越好跳，400公尺就容易多了。”在昆明呆了一年多，又随部队到广州，最后到河北驻扎下来，编为炮兵部队。1947年回到南京，“家里人跟我说，内仗不能打，我就离开部队了。”
提及1945年8月15日，他说那时在天津，“《天津报》都登了，看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开心坏了！”他说，他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回家了。
那天，放假一天，他和战友们聚餐、喝酒，晚上，还偷偷把车开出去兜风，“从没有过的轻松和兴奋”，他说，开车出来并不被允许，但顾不上了，就想彻底疯一把。
那天—感觉可以抬头过日子了
见到纵精璋老人，很难相信，他已经98岁了。耳聪目明，跟他交流，特别通畅。说起以前，老人连连说“惭愧，惭愧……”
他说，他是重炮兵，但是没与日军交过锋，“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1937年，老人在南京上学，当年10月，学校解散，他回到了老家徐州。随后，他就报考了黄埔军校，1938年入伍，进入炮兵科，“学的是重炮，包括重炮结构，怎么填炸药，怎么瞄准，怎么开炮，学了近两年，1940年7月毕业，然后就上前线了。”
长叹一口气，老人说，当时重炮很先进，德国的，射程很远，可达40公里，“一个连就两门炮，太珍贵了。”纵精璋说，重炮威力大，但移动也慢，“宁战死一个师，也不能丢一门炮，这个炮少了，就很难补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重炮兵被撤到了重庆，守卫飞机场。”老人摇了摇头说，这等于撤到了大后方，就这样，一直到日本投降，他都没参加过战斗。
后来，他被调到重庆军政部，任军务司兵务科上尉科员，“与别的抗战老兵不一样，由于我在军政部，日本投降的消息，我是第一时间知道的。”说起8月15日当天感受，老人呵呵地笑了起来：“心情一下子就轻松了，国家大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不用受苦了。”他说兴奋归兴奋，但军政部没有大肆宣扬，也没有隆重庆祝，大家都是暗地里开心，“大家不会再有亡国奴的感觉了，可以抬头过日子了。”
那天—我们唱歌，一首接一首
见到96岁的谷世奎时，他刚午休醒来。
说起往事，老人很快进入状态。他说，1938年，正在读初中的他在河南潢川“应招入伍”，抗战初期，他加入了“抗日战士干部训练团”进行培训，之后被分配到浙江省保安团队，先后在浙江诸暨、温州等地从事“民训”工作，宣传抗日。1942年，谷世奎作为浙江保安四团的团党部干事，参与了“保卫温州”的战役。面对日军先进的武器装备，仅有轻机枪、重机枪和迫击炮的保安团，硬是以400余人的战斗力，拼死抵抗了一年多。
1944年，温州失守，谷世奎所在的浙江保安四团后退到温州与瑞安一带的山林作战，正值冬季，他们被日军围困在缺衣少粮、天寒地冻的山林中。因为没有足够的保暖衣物，与很多战士一样，衣着单薄的谷世奎被冻伤了，右腿整个肿胀了起来。如今，因为那次受伤，谷世奎老人只能依靠两只拐杖行走，捋起右腿长裤，还清晰可见当年冻伤留下的印迹：膝盖严重变形，大腿与小腿瘦削得与正常的左腿很不匹配。
在记忆深处，1945年8月15日是个特别的日子，他说，那天外面一直在敲锣打鼓，鞭炮声不断，像过年一样热闹，“胜利了，七八年没回家了，特别想回去看看。”当天，他们在部队开会，“没有大场面，就是告知一下，日本投降了，可是这个会太让人开心了。”老人称，会后，大家想不出来怎么庆祝，又不能乱跑，就唱歌，一首接一首，“因为很开心！”
那天—我们开始连打三天牙祭
直到现在，每逢天气变化，90岁的邬汉忠额头偏左位置，还会隐隐作痛。那是一处70年前留下的枪伤，曾陪他见证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也陪他走过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没想到胜利会来得那么快，我进休养院的时候，战争还在打……”
1944年4月16日，河南西峡口，时任第89军新编第1师1团1营1连3排见习排长的邬汉忠，随部队迂回包抄日军后路。在穿过封锁线时，敌人发现情况后，立即开枪阻击，邬汉忠头部不幸中弹。他向现代快报记者描述，被打中那一瞬，并没感觉任何疼痛，直到血流到眼睛上，自己才察觉。
被抬下战场后，邬汉忠先在位于咸阳的后方医院疗养。“脑壳的骨头被打破了一点，纱布往里面塞，堵住。”1944年底，他又被转到第10荣军休养院，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老人说，8月15日那天，胜利消息传到休养院后，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
“国防部来慰问，发了抗日胜利纪念章，我们还打了3天牙祭。”邬汉忠回忆，平时伙食清淡，为了庆祝胜利，休养院改善生活，印象中有红烧肉、笋子烧肉。第10荣军休养院位于西安西关，邬汉忠记得，整个西安城都非常热闹，从南关到北关，从西关到东关，到处是欢呼的人们。
“我们几个负伤官兵，也吃吃喝喝庆祝一番，当时感觉该等着回家了。”可是，养好伤后，邬汉忠并没能回到浙江奉化老家。直到解放后，他才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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