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台湾打虎记

　　特约撰稿 张友骅 发自台北

　　自称从政为学“壮志未酬”的前“监察院”长王作荣，自辞卸公职后已很少从事政治活动，唯独在马英九初登大位派某位新贵向他请益时，才勉强赴会。当天双方谈论的议题是台湾官场如何禁绝贪腐成风？王作荣个人虽提供许多意见供马英九参考，但马是否听进去仍在未定之数。岂料事隔不到两年，马政府官员陆续发生贪腐事件，王作荣气愤之余找了许多位朋友谈论当年这段往事，认为台湾官场贪腐成风，领导者处理态度最为关键。

　　有一天，王作荣接到马英九亲信来电，希望私下拜会，请他评比台湾官场政风问题，以供参考。王告知这位新贵说，在蒋介石时代为官是“夙夜匪懈无钱可贪”、在蒋经国时代为官是“苦干实干两袖清风”、在李登辉时代为官是“鱼翅燕窝百万富翁”、在陈水扁时代为官是“见钱眼开无所不贪”，而在马英九时代为官是“拿钱办事道歉鞠躬”。

　　王作荣认为贪腐之风不能禁绝的问题不在制度设计，而是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唯有展现决心与意志，制度才能扮演“打贪灭腐”的除弊角色。反之，领导者举棋不定，制度必然成为摆设，反而转为贪官“以黑漂白”的工具。王作荣唯恐这位新贵听不懂，打比喻说贪官敢无所不拿，幕后必有利益集团护航，两者的关系是幕后集团如老虎，贪官如虎背上的苍蝇，若拍苍蝇不慎极易引起老虎反扑，所以禁绝贪腐优先级是打老虎，再拍苍蝇，否则难见成效。

　　说完，王作荣婉告新贵要马多向蒋经国学习，因为他认为，蒋介石除贪易受感情影响，蒋经国六亲不认，李登辉纵容部属，陈水扁包庇下属，马英九只说不做。王要马向蒋经国看齐，关键在蒋对打老虎有其独特的思维与做法，让苍蝇与老虎在他面前都不敢造次。

　　政商勾结的亲信萧政之

　　蒋经国打老虎、拍苍蝇的典型战役，就发生在萧政之、蒋彦士、马纪壮、黄少谷等人身上。

　　萧政之曾服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长达三十多年。在大陆时期，经蒋介石钦点，萧以不到30岁之龄出任江苏崇明县长、浙江岱山县长。来台后在蒋经国拔擢下，萧是最年轻的总政战部一处处长，负责主管军中人事与组织业务，而后历任第三军主任、宪兵政战主任、金防部政战主任、联勤政战主任。1970年8月1日，台湾“中华电视台”开设筹备处，时任筹备处主任刘先云有意推荐蒋经国次子蒋孝武出任副主任兼开台副总经理，遭合作对象总政战部主任王升阻截。刘先云愤怒之余扬言，他也不接受军方调派人员出任副总经理，以致形成僵局。王升为解决蒋孝武的问题，几经考量派萧政之与刘先云沟通协调，双方竟然一拍即合，刘先云转而支持由萧出任华视副总经理，再经王升、警备副总司令阮成章、参谋总长高魁元、“国防部长”黄杰等人出面疏通，蒋经国同意由萧出任华视副总经理。后来蒋召见萧，指示萧负责华视营运，不得干涉华视新闻等部门运作。

　　起初萧政之不负期望，将华视业务经营得有声有色。或许是营运赚钱，萧的声势直逼刘先云，而且萧运用媒体结交权贵与政商名流的消息传到蒋经国耳中，引起蒋的注意。蒋派员调查得知，萧颇有逾矩之处，旋即下令将萧调任总政战部副主任，改由吴宝华接任副总经理。

　　萧回任总政战部副主任乃是明升暗降，萧任满时，王升有意保举他调任党营或“国营”事业单位主管，均遭蒋经国拒绝。萧迫不得已只有退休自谋生路，转至商界闻人蔡辰洲附属企业理想公司与国玺印刷公司出任董事长。为了拓展蔡辰洲的政商人脉关系，萧政之引荐蔡结识时任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与王升，再经蒋王介绍下，加入国民党。1982年立委选举，蔡辰洲有意参选，在萧政之运作下，国民党提名蔡参选台北市立委，以高票当选。

　　在立院期间，蔡凭借金钱优势，自组“十三兄弟会”大搞金权政治，令蒋经国非常不满。1985年2月，台湾发生“十信挤兑事件”，经查是蔡辰洲利用人头到处搜刮地皮，搞到资金周转不灵，民众存款朝不保夕，从而造成异常严重的挤兑风波。蒋经国下令彻查，然而党政军情部门仍在推拖，为稳定金融秩序，追惩相关官员的责任，蒋下令撤除“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等人职务，再透过司法程序把蔡辰洲送进监狱。

　　蒋经国严惩十信挤兑案，发现祸首是萧政之后，指示调查局清查萧的钱财来源与交往对象，结果发现萧经常与王升、蒋彦士、马纪壮等人打高尔夫球，又喜欢陪侍何应钦、高魁元等老将军吃饭观戏。看到报告蒋经国怒不可遏地说：“萧政之是忘恩负义之辈！”并指示司法官员必须对此事做个了断。于是，有司以“票据法”为名将萧侦办起诉。

　　萧政之从情治部门得知讯息，为挽回个人“清白”，动用绵密的人脉关系，找时任司法首长黄少谷女婿夏功权进行疏通，再透过蒋经国好友王新衡向黄少谷说情，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依法办理”。萧或许自知是“黑牢难逃”，被迫透过国民党元老高魁元、何应钦出面为其缓颊，得到的答案仍是“依法处理”。

　　或许是政军大老出面都无法摆脱被追诉的命运，最后萧透过中常委谷正纲上书党中央，要求考纪会调查他应负的法律责任。谁都没料到此举触怒蒋经国。蒋召开中常会，当着31席中常委的面说：“怎么萧政之犯下过错，你们还帮他讲话，任凭他在外面活动，……党不处理是何用意？”于是蒋下令先行开除萧的党籍，再行依法论刑。

　　蒋经国深知萧绵密的人脉关系，为排除隐患，他先行革除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的职务，接着将“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调任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而后外放。至于出面为萧说情的元老王升、高魁元、谷正纲等人，蒋借“换届”之名，将他们不露痕迹地逐出中常委，而司法院长黄少谷因任满，也被林洋港取代。

　　表面上看，蒋经国处理“十信案”是断然处置。实质分析，蒋经国为解决幕后利益集团盘根错结的人脉关系，花费时间长达两三年。这说明打老虎要有决心与意志，光靠“依法处理”，无异于缘木求鱼，解决不了问题。

　　蒋经国在生前处理完十信贪腐问题，相关当事人绝不敢鸣冤。但在蒋身后，当事人之一的萧政之却一再喊冤。萧认为他的入狱是蒋经国的“司法迫害”，依法论法，他不该坐黑牢。然而萧忽略了贪腐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道德与经济问题。

　　针对萧的辩解，某位深知内情的人士表示，蒋经国看问题不局限于“法律”，而是一个整体。蒋经国认为：萧政之位居中将副主任，怎能屈膝于商人之下，为商人打通党政军情人脉通路，“紊乱体制”。蒋彦士、王升、马纪壮等人虽然不会拿蔡辰洲一毛钱，但毕竟提名蔡参选立委。最终立院上演金权政治搞出十信贪腐案，使国民党形象毁于一旦，难道蒋彦士等人毋需负任何的政治责任？在依法审理期间，徐立德、陆润康等人因政治责任而下台，萧却不顾政治责任仍在动员党政军情人脉关系向党主席施压，这是蒋经国重判他的关键所在。毕竟任何领导者面对贪腐问题，都难容忍萧干预国法党纪的作为。何况萧不仅为个人鸣冤，还拖要员下水为蔡辰洲脱罪，蒋经国该如何处理？

　　除国法、党纪外，萧是蒋经国长年部属，蒋将华视交由萧执掌，却成就萧的政军商的关系。在十信案发生后，蒋痛责萧”忘恩负义”，先将王升外放，目的是杀鸡儆猴，以免高级军事将领为求田问舍之事沦为商界的附庸。

　　当年除十信案外，还有一个“江南案”。江南案重创军情系统，严重影响台湾外在形象。而十信案动摇国民党统治基础，为断绝贪腐与金权政治结合，及挽回台湾形象，蒋趁解决这两案之机，已审慎思考台湾未来发展，解除戒严，缓和两岸关系，均与此有关。

　　敢和蒋经国拍桌子的李国鼎

　　基于当年上海打老虎失败经验的考量，蒋经国对处理贪腐与金权政治问题一向是谋定而后动，其中政治考虑远高于法律执行。他与“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之间的关系，一向是相当紧张。李在担任“经济部长”时代主张引进外资，放松外汇管制，设定租税优惠政策，与蒋经国思维大相径庭，为此两人经常因政策之争发生冲突。

　　有一次双方因纺织出口业务起了争执，蒋经国认为李国鼎有图利商人之嫌，而李仍不停辩解，双方吵到连蒋的侍从主任叶昌桐都推门一探究竟，眼见蒋气呼呼的，眼睛直射天花板，李国鼎则拿企画书掷于桌上，口中喃喃自语：“说我图利商人，绝不接受。”叶婉劝李先退出，岂料李突向蒋表示，“你认为我图利商人，请长官下令彻查我家存款账户，如果有一毛落入我的口袋，请依法办我，我绝不抗辩。”蒋经国说：“企画书放在这里，我们改天再谈。”

　　没隔几天，蒋经国召见李国鼎，拿出一堆检举李的黑资料，要他解释清楚。李国鼎答复说，为台湾我是图利人民，为商人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增进就业图利人民吗？这句话对身兼经合会主委的蒋经国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蒋耐着性子，聆听李的陈述—当年位处南部的本土企业集团靠纺织工业起家，为扩建厂房需要土地、水电与相关基础设施支持，然而受制于水电法规，厂房纵然建成，水电仍无法充足供应，迫于无奈台南帮直陈李国鼎。李二话不说亲自下条子指示水电公司必须限时完成水电供应，由于水电公司调度水电需缴交5%的赋税，李裁示5%赋税可减免，水电公司不敢违法，于是提交报告。李看后为之震怒，打电话给主管单位要求依“裁示”处理。当水电供应完成，台南帮企业因出口外销赚了不少钱，为汇差问题又找上李国鼎，李于院会中直陈“政府部门”理应放松外汇管制。李接二连三为台南帮“护航”，终于引发黑函风波。

　　蒋经国接获黑函也曾派员暗中调查，证实李有为厂商护航之嫌。为查明事件原委，蒋请李解释，李毫不含糊地拿公文向蒋说明，减免5%水电调度费，台南帮为台湾赚进多少钱，增加南部多少就业机会。为放松外汇管制，台南帮可将汇差所得转投入产业扩充，增进台湾就业市场的活络。听完解释，蒋经国不发一语，当着李国鼎的面，将黑函投于铜锅中予以烧毁，然后示意李退出。

　　从蒋李之间的互动，不难看出蒋对李所说“图利人民”这句话留有深刻印象。后来，李国鼎转任财政部长，为盐价调涨问题，闹到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蒋没让李下台，反而指令督导盐务的“财政部”常务次长王绍堉负政治责任。蒋明告李说：“盐价调整算是图利人民吗？”

　　这句话道尽蒋李关系之所以无法向上发展，而由孙运璇组阁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李任经济部长“图利人民”，是李的权责。当他转任财政部长“为国增税”，又是他的权责。至于如何在“图利人民”与“为国增税”之间取得平衡，蒋比李看得更清楚，这是蒋尊李而不亲李的关键所在。

　　在孙运璇组阁后，蒋经国交代李国鼎出任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李负责筹划全台半导体科技园区。为成立晶圆加工厂，李国鼎除在行政院筹设科技顾问委员会外，还在新竹成立科学园区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在筹设科技顾问委员会的过程中，许多人反对，蒋召见李，问：“什么是半导体？”李率直回答说：”我不懂！”蒋再问：“等搞懂再设科技顾问委员会，较符合经济效益。”李答：“就是不懂才要设，否则会浪费预算。”蒋听后说：”你去处理。”

　　从两人简单对话中，不难发现蒋经国对筹设科技顾问委员会、工研院及工业园区显然是持保留立场。李国鼎也深知蒋的用意，为去除蒋的疑虑，李认为此事成功的关键在于舆论，于是每逢国外科技顾问来台，李必然邀请报社高层及主跑科技新闻的记者莅场旁听，一方面吸收科技新知，一方面争取舆论支持。果不其然，许多密报传至蒋的桌上，蒋再度召见李谈“记者参与施政大计是否妥当”的问题。李国鼎从容答复说：新政策如能得到舆论支持，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其次记者不是官员，没有参与大计的权力，所以也没有所谓结帮拉派的问题。蒋听后不置一词地看着李，眼神透露出莫可奈何的姿态，还是一句老话“好好处理”，结束这场对谈。

　　据李国鼎的事后回忆，成立科学园区需要庞大的预算与人力规划，结果李凭借七人之力搞出新竹科学园区，每年约招揽八九千人回台服务。这使得蒋经国颇为忧虑李国鼎是否会拉帮结派与金权政治结合，成立KT派（注：李国鼎英文名字缩写）来影响政治。为免除蒋的疑虑，李国鼎终身不做求田问舍之事，也不持有厂商股票，也不与商界有金钱往来，至于科技界的所谓的KT派，仅是高尔夫球场的球友，而不是财团的朋友，以此取信蒋经国。

　　所以王作荣说，在蒋经国时代为官，要做到“苦干实干两袖清风”的确是不容易。蒋经国时代的财经官员都能得保善终，少有人批评，一方面是蒋管制得当，一方面是财经官员廉洁自持，所以才能开创台湾黄金时代，李国鼎就是一则鲜活的实例。

　　皇亲国戚贪腐怎么办？

　　蒋经国对李国鼎重而不亲，反面就是亲而不重的王正谊。王是蒋介石之母王采玉的侄孙，是蒋经国的表弟，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蒋经国机要秘书，后调任人事行政局长。1972年5月蒋经国奉命组阁，1973年5月就爆发王正谊贪渎案。此案缘起于王凭借蒋家权势，趁蒋经国组阁时想换一个部长职位，没有得到蒋经国的首肯。于是王转向蒋介石请托，蒋介石就转知蒋经国“好好”安排。王正谊想要的是内政部长的位置，蒋疑心既起，就指示调查局长沈之岳全面清查与王相关的业务，结果发现王在人事行政局长任内建造台北外双溪中央社区营建工程，有发包商为承揽日后的工程，以私人名义捐款给王作为之江大学在台复校的基金，王居然没有呈报或将这笔钱转存于银行账户，而是放在局长办公室内。蒋经国接获密报，下令调查局直接搜索王正谊的局长办公室，发现钱的确放在王的小金库内。由于罪证明确，王立即被收押，历经52天快马加鞭的审判，王正谊以“贪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年蒋经国之所以重惩亲表弟王正谊，外界传言虽多，但其意义在于“打老虎”。因为蒋经国清楚蒋介石、宋美龄必然会出面干预，其次王拿钱没有取出花用，而是放在小金库内作为之江大学复校基金，只是忘记向上呈报，罪不致死。所以蒋经国要定王正谊的罪，不仅要人证、物证确凿，还要说服蒋介石、宋美龄接受他的说法。

　　蒋经国不愧是干练的政治人物，他除了携卷亲口向蒋宋报告案情外，还以三点理由说动蒋宋二人：一、王正谊位居研考会副主委兼人事行政局长，怎能从事与业务无关的营建工程，如果各部会都能兼办营建业务，岂不紊乱权责与纲纪？二、营建工程与中央社区住宅工程，理应是内政单位职掌，王越俎代庖承办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无疑是侵夺其他部会的权力，如果不办王正谊，行政院长怎么做？而且王要的官位是“内政部长”，若由他出任，必然会将购置住宅的业务，转至内政部处理，于此显示王的居心不良，已为贪腐铺一条道路。三、王正谊既是至亲，又是蒋家的侍从秘书，他应该扮演辅佐亲表哥的角色，怎么能拆蒋家的台，如果不重惩未来必闯大祸，与其未来闯祸，干脆今日就处理王的贪渎，以向国人交代。

　　蒋经国陈述字字在理，除宋美龄还为王缓颊外，蒋介石听后反而静默不语，使一场即将再起的风波，至此平安落幕，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支持。蒋经国重惩王正谊的结果，为他博得“打老虎”的美名。

　　蒋经国主政16年内，台湾政坛虽不能做到“除贪政廉，弊绝风清”的地步，但蒋始终认为“打贪灭腐”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步棋。蒋经国之弟蒋纬国曾说，蒋经国始终将“贪腐”二字视为政治问题处理。以王正谊案而言，蒋在重惩王之后，即请托纬国关照王正谊的家庭。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王正谊太太刘琨业曾数度扮演白手套的角色，尤其在相关人士都被收押后，出面探询案情的都是刘琨业。刘奔走厂商之间，蒋经国不是不知情，为念及亲情，蒋“法外施恩”，指示沈之岳不要为难刘琨业。待王正谊判刑确定，蒋纬国曾多次赴龟山监狱探监，也送钱给王家。这是蒋经国处理“贪腐”问题的惯有模式。因为在蒋的思维中“国法、纲纪、情理”是三位一体的事务。如处理萧政之、王正谊是国法；逼蒋彦士、马纪壮、王升、徐立德、陆润康等人下台是纲纪；善待王正谊家属是情理。其中界线蒋经国分得非常清楚，这也是王作荣所说蒋经国是“斯大林与包青天”的复合体。就因为蒋有如此复杂的性格，难怪在他手下为官，“苦干实干两袖清风”，才成为李国鼎、孙运璇等人为官的避祸之道。

　　从严处罚军队和情治单位贪腐

　　蒋经国打老虎另一块重要领域是情治单位。蒋曾经是台湾情治首脑，他深知”特务治国”的风险，所以严禁情治将领与政商名流往来。如前“国安局长”周中峰是蒋经国长年部属，有一次蒋驱车至新北市永和巡视，突然在萤桥旁看见一栋新建大楼，随口问侍从查查这是谁盖的住宅。经查，有户人家是“国安局长”周中峰家人居住，蒋问，不是有官舍配给吗？没多久，周中峰突然转任安全会议副秘书长，从此与情治单位绝缘。

　　“情报局长”叶翔之有次招摇过市，碰巧蒋经国车队在后，蒋想看看谁有那么大的排场，于是指示车队随后跟上。到敦化南路，侍从回报是叶翔之车队，蒋二话不说指示侍从到叶家看看。叶翔之尚未坐定，突见蒋已在家门口。蒋进屋默默看叶家的装设，开口说，这几年辛苦你了，你可以好好休息。第二天，叶就接到调职令在家终老。

　　除叶翔之外，“军情局长”卢光义是郝柏村爱将，亦是“陆军总司令”培养人选，却于局长任内听从部属建议，趁房价低迷时在台北市天母买栋房子，结果被检举。蒋召见郝探询此事，郝竟然不知情，蒋问：“卢局长不是配有官舍？为何要买房子，多少钱，查明回报。”郝找卢问买房经费，卢答分期付款买的房子。于是郝据实呈报，蒋下令将卢调离现职，担任非主管职务，使卢的前程至此断送。

　　蒋经国在接班过程中，对军情系统“贪腐”问题管控得异常严密。军情系统在危难之际是站在第一线的作战人员，如果军情首长发生贪腐事件，蒋会毫不留情的将首长革除。如前澎防部司令、宪兵司令李运成因职务交接账目不清，蒋下令将这位上将司令调任闲缺，任凭老将说情，还是拒绝这位上将的派任。政战将领若发生贪渎事件，包括连坐长官都永不叙用，蒋以如此严厉的手法对付军队，表明“打老虎”的决心与意志绝不容许军系将领挑战。

　　对此决绝的手法，王升认为，就是因为蒋当年在上海打老虎时，他认为凭借权势与法律可收“除贪政廉”之效，结果由于忽略政治力量的干预，致使满盘皆输。经此历练，蒋经国来台后，深知贪腐官吏在政界盘根错结的势力非法律与权势所能解决，于是采取“国法、纲纪、情理”齐头并进的策略，来展现领导者打老虎的决心与意志，使危机得以化解。这也是王作荣肯定蒋经国仗剑伏魔的原因所在。如果马英九能学习蒋经国的决心与意志，绝对会受到民众爱戴。若马仍是靠道德劝说要求官员清廉自持，岂不辜负蒋经国的栽培与王作荣的劝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