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地方债风险”心态录
举债还是不举债，欠了债该怎么还，面对地方债务，基层干部有着各种不同的心态
举债融资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常规模式，近年来因“路不正、风险多、难持续”引发关注。
在一些地方债务风险突出的地方，基层干部深切感受到被“逼债”的压力。房地产市场的风吹草动，牵动着一些依赖土地财政、靠地化债的地方干部的心绪。《瞭望》新闻周刊调研发现，对于如何化解政府性债务，基层干部也抱有各种各样的心态。
“超常规发展就需要超常规举债”
南方某市市长长期关注国内一些城市的发展模式，他对近些年发展最快的城市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抛开质量仅说增长速度，这些城市都是通过大量的政府举债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
这位市长对重庆、深圳两地过去20年的发展进行对比后发现，一个城市要发展，不举债是不可能的，超常规的发展就需要超常规的举债。他说：“1992年时，重庆的发展远赶不上深圳，当时两市财力的差距最大时超过100亿元，但是从2012年开始，重庆财政总收入开始超过深圳。”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市的八大融资平台起了重要作用。
广西一位干部认为，举债发展，只要能掌握好现金流在时间段上的平衡，就能促进地方跨越式发展，也不会出大问题。他说：“我们开发一个新区，以前把土地整理出来，建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都是砸钱进去，现在慢慢才有一些房地产。在投资当时看成本很高，负债也较高，随着土地的升值，价值有十几倍的增长，不仅能偿还债务，也能推动地区发展。”
除了“政绩冲动”外，现实的发展需要也是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原因。内蒙古的一位财政部门干部认为，有些民生项目，不允许政府“量力而行”，而是“砸锅卖铁”也要去做。他说：“例如，我们这里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新农合政策普及之后，农民的看病意识提高。但当地医院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每天爆满，很多人住在走廊里，政府只好咬紧牙举债重建医院。”
“我们错过了举债发展的黄金期”
“我们胆子小，错过了2008年以来举债发展的黄金期”，西部地区一位干部说。采访中，多有基层干部对于当地近几年没能大规模举债发展而感到遗憾。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张显刚等人认为，湘西的负债率在全省最低，并不能说明湘西金融风险控制得好，反而说明湘西在运用政府投融资渠道方面“后知后觉”。
湘西干部们介绍，以交通建设投融资为例，湖南多地以百亿元计算，湘西才刚刚搭起平台。别人的很多项目已经建成，湘西刚上来却遭遇到国家踩刹车。当地有人议论，没赶上地方融资的“末班车”，反而踩到了收口子、控风险的“蛇尾巴”。
湖南省长沙市一位干部表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举债建设方式以来，相关金融政策时紧时松，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政策的摇摆，催生了地方干部一种心理：抓住机遇赶紧贷款，搞得早是经验、成绩，搞得晚是问题、要被查处。所以一旦政策松动，就纷纷“抢机遇”、“求发展”。
湖南省一位地级市副市长说：“我们去年搞城市多系统提质改造，光是道路建设项目就有207条路同时开工。说实在的，真是扰民。城区一度汽车无法通行，周边城市的摩的司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拉人。幸好那半年多久旱无雨，老百姓虽怨声载道，但还是可以忍受。”半年之后，大部分项目竣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纷纷叫好。在一些网络论坛上，上半年的骂声和下半年的赞扬声形成鲜明对比。
他说：“这么干，不得已啊。政策变化大，抓不住机遇，一等又不知道要多少年。”
“前任借钱，后任借更多的钱”
“地方政府举债，大多数会想到还；有的本来想还，但后面形势变化了，还不起了；也确实有的压根不想还。”南方一地级市市长说，比如一届市长任期5年，刚来时借钱用，等钱用完了，城市发展了，没等还钱，就调走了，新一届市长又来了。
他说，没有哪一任市长会想“我不干别的事，赶紧把钱还了”，因为上一任市长借钱搞了街道、广场，升迁了，新来的市长也得干点事，所以也去借钱……到后面第四任、第五任，已经“债多不愁”了。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对无节制举债表示担忧，中部省份的一位干部说：“有限任期的官员，不会对长远负责。前任借钱，后任借更多钱。借钱越多，摊子越大，表面上越繁荣。如果再不管住地方官员乱借钱、乱投钱的手，风险将继续累积。”
今年以来，我国开始尝试把政府性债务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中，防止“前任借钱，后任借更多钱”恶性循环。对此，受访基层干部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广西一位城投公司负责人认为，把债务纳入考核，操作起来有难度。首先，要确定债务是谁任上搞出来的，从到任开始算起还是连历史债务一起算？其次，消化债务，地方上最主要的来源是靠土地出让，这在无形之中也会推高地价、房价，形成经济泡沫。
“过年像过鬼门关”
“一年当中，前3个季度是建设局，到了年底就成了信访局。”湖南省西部山区一个贫困县住建局负责人提起地方债，苦恼又无奈。
他说，县城道路等公益项目融资，其实就是靠拖欠工程款。到去年底，欠款达1.42亿元，其中既有材料款，也有农民工工资，最长的一笔欠了七八年。每年过年期间，全局上下都像过鬼门关，大家到市里、省里去“截访”债主，成了家常便饭。每年底都要筹些钱，给各个欠款项目和债权人支付一些，主要是为了息事宁人，把欠款建设的“游戏”继续下去。
内蒙古一家建筑公司在西部某县垫资修路，共投入8700多万元，完工以来一直派专人盯在当地向政府讨债，如今已三年多了，一分钱也没要到。“不是不给，是真的没钱”，当地政府负责人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诉苦，“这钱只能慢慢还，每年付个三五百万，要是一次性支付了，政府就揭不开锅了。你看我们的办公楼，危房已经好几年了，没钱修。”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最大的税收来源是一家酒厂，但最近两年酒厂生意不好，税收大幅下滑，连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都有压力。
一些基层干部对地方政府举债成本一路走高深表忧虑。湖南省常德市一位干部介绍，现行的政府性融资没有“正门”，融资大多通过中介机构实现。他说：“高利率也要咬牙贷，为什么？怕资金流断链。如短期的‘过桥’资金，12%至15%的利率，这是个无法持续的金钱游戏，利息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低。”
在一些资金需求迫切的地方，有的干部抱着“只要能弄到钱，干什么都行”的心态。广东省一位干部说，由于有关部门对发城投债的要求较高，有的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就需要通过调整财务报表、注入资产、提供文件等手段去争取，“搞一些不真实的材料，或者搞一些不真实的业绩，为了筹集到资金，不择手段。”
“最担心土地价格下跌”
由于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使得来自于土地的财政收入下滑，这让一些地方干部忧心忡忡。
辽宁本溪高新区一名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由于涉及土地的收入下降，今年高新区财政收入可能要比去年减少5亿元。“高新区还在建设初期，工业和商业税源处于涵养阶段，税收还离不开土地。但现在地价下滑，而且土地开发得也已经不少了，下一步的发展资金将更加紧缺。”
“现在拆迁、动迁越来越难，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对地方政府来说确实是个重要课题。”这名干部说。
东部一位基层财政干部说，目前经营土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征地费、指标费、新增土地使用费、耕地使用税，等等。
“现在最担心土地价格下跌，财政收入减少，储备土地变少。”东部一个地级市地税官员直陈，当地土地出让金占到可用财力的四成，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到税收收入的20%以上。由于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只能借新还旧。“房地产价格一旦下降，政府日子很难过。”
“我们最担心土地政策变化。”多位受访地方干部说，税收政策调整对乡镇影响不大，当地更依赖于土地出让金。从国家政策调整情况来看，今后土地出让收入只会越来越少。“建议上级逐步减少对地方税收的分成，抽得太多，一旦土地出让金不够了，乡镇政府连人员经费都凑不上了。”
“债务还不上谁来兜底”
对于如何化解已经显现的债务风险，受访基层干部开出形形色色的“药方”。
有地方领导公开说：“我们才不管债务，当年沿海地区发展时，我们没有发展。现在我们借了债，将来还不上肯定要中央来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历史上曾有过国家兜底化解“三角债”的先例，所以“国家来兜底”的观念在一些基层干部中颇有影响。
广东省一位干部说，政府不能用投行“击鼓传花”式的思维做融资，地方债要“自家孩子自己抱走”，如果真的抱不了，就要省里甚至国家出手，但施救的同时一定要有责任追究。对于个别地方债风险，需要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现状，采取不同方式拔出“引信”。各地可以针对辖区内的地方债设立一笔风险准备金，密切关注债务状况不好的地方，如有异常，随时采取措施。
也有基层干部认为地方债风险问题不大。湖南省常德市融资与债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我国仍处于一个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足以应对各地有限的债务规模。有些风险不是信用危机，而是一个与期限、利率、增长幅度相关的结构性问题。
“解决地方债问题要化繁为简。”这位干部建议“三急二缓”：当务之急一是对现有债务视同主权债务处置方式，在实行地方政府担保之外，解除其他所有抵押担保；二是地方性债务全部延期到10年以上；三是利率全部回归基础利率水平，包括信托与基金产品。相对缓和的办法：一是发行地方债券置换现有临期债务；二是成立一个专业的政策性银行“接盘”。（记者 刘军 苏晓洲 叶前 王圣志 冯雷 沈翀 李斌 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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