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安谈习仲勋治理“逃港潮”：他站在改革潮头

　　晨报记者　邵丽蓉

　　随着《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热播，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大逃港”揭开了冰山一角。剧中出现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潮”的剧情，更是让报告文学《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颇为兴奋。

　　“长期以来，逃港问题是个半禁区，但30多年前，习仲勋就已经敢闯这个‘禁区’了。”陈秉安指出，这段历史的还原，还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通常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如今看来却是习仲勋主持时的宝安县，也就是如今的深圳。

　　逃港事件对于史学界、新闻界、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近些年来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报纸、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

　　正面肯定逃港事件是新的认识

　　新闻晨报：热播剧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逃港潮”。长期以来，史学界如何评述大逃港？您觉得现在正视这段历史，又有何意义？

　　陈秉安：逃港这件事，建国后的30年一直都有，如同是国内政策的“晴雨表”。国内形势稳定、经济复苏的时候，边境上逃港的人就少。国内形势动荡，比如1957年的强迫农民入社，1961年、1962年的闹饥荒，边境上的人就逃。一开始，逃港被看成是叛国投敌，是要处以重刑的，当局是用“堵”的办法，用铁丝网、警犬来阻止群众逃港。后来看看不行了，就改成“疏”，即以“思想教育”为主，学习毛著、唱革命歌曲，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做的结果好了一段。再后来还是逃，这才改成用“导”的办法，即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这样就成功了。逃港这件事，对于史学界、新闻界、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近些年来，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报纸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近日中央台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写到群众逃港的问题，而且是正面肯定的，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应该说是迈出一小步了。

　　新闻晨报：促使逃港的背景和原因有哪些？

　　陈秉安：主要是经济的。那时生活太苦了嘛。河那边，可以“喝早茶”，能用电视机、洗衣机了；河这边，还在啃红薯咸菜，咋不跑？上世纪70年代以后，也有一些是因为政治原因逃港的，比如知识青年。他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觉醒了，觉得自己被骗了，要找寻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也不少。

　　已故歌星罗文就曾是逃港者

　　新闻晨报：因大逃港，广东宝安县十屋九空，您曾采访过100多名逃港百姓，请问他们如何回忆那段历史？

　　陈秉安：感慨万分。我记得那一次去万丰村，因为男人逃港路上死了，村里剩下不少孤儿寡妇。逃港的人回忆起来，不少是泪流满面的。抓他们的干部回忆起来，摇头说：“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我的亲人，上面让抓，我能不抓吗？”

　　最近我在香港找到一对知识青年夫妇，当年这对情侣是用绳子把手系在一起，冒死横渡大鹏湾的。有姐弟逃港的，还有念着毛主席语录逃港的……他们都说，现在你们那边比我们经济还好，但是我们还是不后悔，因为我们早了10年过上了好日子。

　　新闻晨报：30年来共计约100万人逃港，那么这批人逃到香港后的生活怎样，你是否采访过？

　　陈秉安：刚开始，香港人口较少，对逃港的大陆人基本是持接纳的态度。后来随着工业生产转移，香港兴建的工厂需要大批劳动力，因此逃港过去的大陆人，来多少都要。并且，香港工厂还特别喜欢逃港者，特别是游过去的那批人，体力经受过考验，都是身强力壮的。同时，他们最能吃苦，最有毅力，要求低，只求温饱。上世纪70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开始逃港，他们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知识的一批人，可以说，他们这批新鲜血液助力了香港的发展。后来逃港者中成名的不少，如乐坛歌星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期货教父刘梦熊等。

　　在30年改革开放中，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留守深圳12年，为广东要权，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习仲勋印象：平易近人，沉稳担当

　　新闻晨报：你能谈谈当年为写大逃港采访习仲勋的经历吗？

　　陈秉安：习仲勋是我书中不得不写到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时的契机是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我就以记者的身份直接到他入住的宾馆找他，于是有了当年他主持广东工作时治理逃港的第一手资料。那一天，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给我通了情报，说习仲勋住在深圳迎宾馆，我就在中午时分赶赴宾馆内的中餐厅旁等他。没过多久，他和一行人走了出来，我快步迎上去自我介绍，接着我俩就站着谈了约20分钟，对我提出的资料和历史一一确认。

　　新闻晨报：习仲勋给你印象如何？

　　陈秉安：印象中他那天穿着中山装类的衣服，听说我是方苞介绍的，很乐意回答问题，十分亲切随和。他讲话语速不快，一开口就给人非常沉稳的感觉，回答中也不带政治套话，语言非常朴实，就事论事，问到一些逃港的敏感问题时，他也没有隐晦。我想，这也就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普遍情怀。

　　新闻晨报：你在采访中，老百姓有无提到习仲勋，他们又是如何评价的？

　　陈秉安：当然有。当地老百姓常念叨的就两个人：习仲勋和陶铸。在30年改革开放中，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留守深圳12年，为广东要权，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提到习仲勋时，老百姓总是心存感激地说：“多亏习书记放我们一马。”他们的意思是，当年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默许百姓搞活经济，比如三日大放河口，让百姓带着自己的鸡鸭去香港买卖，也允许互通办厂，做生意，让老百姓获得收入脱离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