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本是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红利。公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能在短时间里完成经济增长任务，创造出“经济奇迹”，但却是以牺牲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为代价的。其实，反腐管住了公权力，也就解放了经济。
7月29日，中央宣布对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紧接着的第二天，中石油、中石化等股票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称，联系到周永康早年在石油系统的任职经历和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市场对中央反腐措施的认可，已经通过市场行为表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上半年增速定格在7.4%上，第二季度的成绩有所回升，但多个省市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却不容乐观。山西、河北、黑龙江三个省份，上半年经济增速在6%以下，另外更有三成省份财政增幅低于全年预算。
据廉政瞭望记者多地采访，不管是政界还是民间，目前的确有那么几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流传。一是“反腐拖累经济”，认为反腐导致来自政府的公款消费锐减而导致内需不足，将造成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二是“反腐导致为官不为”，称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丧失工作动力，造成经济发展缓慢。
“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7月份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的记者会上给出了针对性回答，他还称，“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本就是相互作用的，反腐败当然要影响经济，并且是为经济发展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多名经济专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影响论”和“矛盾论”
和楼继伟一样，多地省委书记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先后对此表态。
7月23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谈及下半年经济工作时，说了一段较长的话：在防止经济下行的同时，更要防止将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与抓改革发展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少数干部“为官不为”和“庸懒混”的不良倾向滋生和蔓延。要坚决破除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清廉为官与事业有为相矛盾等所谓“影响论”和“矛盾论”。
湖北省在今年上半年经济的增幅和总量都保持了增势不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纪委网站案件查处一栏数据中（截止7月29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北省有35名官员上榜，仅次于湖南的482人和广东的46人。
“这其实说明反腐败力度大，对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湖北的经济过去是‘怕冷不怕热’，现在这一情况已逐渐得到扭转。”接近湖北省政府的一名人士分析，“宜昌、襄阳都是省内位居三甲的城市，两个地方出现了多名市领导落马，宜昌今年上半年的增速位次在全省得到了提升，襄阳更是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GDP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和湖北的情况类似，湖南、江西同属处于反腐败高压态势的省份，两省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均超过了9%。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伴随中央“调结构、转方式、促增长、惠民生”政策的落实，各个省份都在挖掘自身潜力，再加上中央二季度下派多个督查组到地方，政策落实起到很大作用。
观察人士分析，上述省份取得的反腐败成效和经济业绩，离不开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的鼎力支持。7月19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公开表示：现在有人担心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有的认为严管干部影响发展环境，虽然饭不敢吃了、礼不敢收了，但事情也变得难办甚至不办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地方的形象和发展，“这几种认识都是十分错误的”。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经济增速超过10%，另有5项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贵州日报》在7月27日适时刊发了省委书记赵克志在调研时的要求——继续整治“为官不为”，坚决扫除反腐败斗争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调。
媒体人褚朝新表示：“这样的话很有针对性，不过由此也基本可以判断，反腐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所以，部分立场鲜明的官员，都陆续站出来公开批判相关言论。”
“需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反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增速相对较慢的省份，比如有人说山西今年经济压力大，是反腐败力度大造成的，我是绝对不赞同的。”山西省政府一名干部分析，“山西属于资源大省，一直面临转型升级的任务，但由于煤炭等资源价格持续下跌，行业整体表现低迷，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下滑也是意料中的事。”
避免频繁“打点滴”、“施肥料”
其实，早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就表示过，“反腐同样是生产力，省政府提出的举措有效地执行了这一思想，标志着政府系统今年的反腐侧重点将开始向影响全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腐败案件发力。”
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回忆过：“当年在办远华案时，有人就说厦门经济要倒退10年。事实上，这个案件从查处的头一年开始，海关税收大幅上升；从第二年开始，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逐年上升。”
西部某市纪委研究室主任则称，“央行2008年6月的一份报告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携带款项达8.6万亿元人民币。办案追逃肯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坚决纠正唯GDP用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发展决不能等同于增加GDP”……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考察足迹及其表述，处处透露着对经济转型的渴望与决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霞辉看来，中央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把中国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不再不断“打点滴”、“施肥料”。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在不久前的一份报告中，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经济中的一些结构在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去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正在稳步提升。
从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如此。今年年初，给经济增长“挤水分”，成了各省市自治区今年在制定经济目标时的一致动作。
比如广东在上半年东莞扫黄时强打“保护伞”，并且在全国较早开始整治“裸官”，配合中央纪委查处万庆良，反腐败高压态势如火如荼。在半程经济总结时，广东经济虽然增速比预期低了1个百分点，但还是首次超过3万亿大关。在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朱遂文看来，上半年全省投资结构向服务业和民生领域调整，产业及行业结构优化向现代、高端方向调整。下半年，广东的增速会继续提升。
大部分专家认为，反腐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反腐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谁在唱衰反腐败
“反腐败的确会影响到经济。”西部某市经信委副主任王伟时称，“当然这种影响是在初期的影响，最简单来说，公务消费下降了，高档餐饮娱乐场所收入下滑得非常厉害，很多都开不下去了，但这些本来就是暴利行业，也不是老百姓生活离不了的必需品。”
“其实，最着急的是国外那些奢侈品公司。”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自‘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国外奢侈品在中国销售额大幅度下滑，如瑞士手表、玛莎拉蒂在中国的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有的则已经被迫开始缩减对华业务。”
近年来，人们发现葛兰素史克这些本享有良好声誉的国际公司也在中国进行行贿等腐败活动。上述专家称，前不久，更有外媒频频出台所谓的“分析报告”说，反腐败会拖累中国经济多少个百分点。言外之意就是说，反腐败要适可而止了。“他们其实是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腐败推动的经济，只是病态的经济，反腐是在为良性的经济开路。”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消费市场的奢侈化发展倾向明显，远远脱离了其使用价值。有评论指出，“高端市场持续扩展的时候，必然以低端市场的萎缩作为代价，物价也会被迫大幅提高，贫富差距的社会心理更会加剧了。当一个月收入2000元的老百姓，听到某领导一顿饭吃掉2万时，他的心理难免会有很大波动，仇富与仇官的心理便会进一步加剧。”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建设，撰写了《双重悖论》一书，指出忽略腐败却拥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增长极不稳定，还将拉低政府质量。
不过，在廉政瞭望记者多方采访中，也听到了坊间的一些不同声音，认为“反腐阻碍了地方上的一些项目进展”。比如，一部分民众就依然“怀念”一些问题官员在地方主政时期的高投入、大建设；有的则“坚信”是因为刘志军的落马，才造成高铁规划和建设的一度停缓。
“这种只求政绩，不问债务的做法，已经多次在实践中证明是有很大隐患的。腐败官员往往是最热衷于推动大项目上马建设的人，因为项目越大、项目越多，就意味着投资越多，其腐败的空间就越大，或政绩可能会更‘显著’。”国内知名评论员王亚煌表示。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提出了到2015年全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这一目标比2007年5月重庆市委提出的时间提前了5年。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有关专家认为，薄熙来提出的这一目标过于强调快，没有切合实际，地方政府由此形成了大量的债务。而在张德江主政之后，对于地方债务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并且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和市长黄奇帆一起，调整了不切合实际的全面小康目标。
“不管怎样，没有人希望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腐败之上的，也没有人会相信腐败可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性。”新加坡国立政治学大学郑永年教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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