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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掉自己右腿的男人:不知何处安放后半生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2014年8月26日,郑艳良在北京。(摄影:环球人物新媒体实习生 张永威)
2014年8月26日,郑艳良在北京。(摄影:环球人物新媒体实习生 张永威)


  2014年8月26日下午,环球人物新媒体记者走进丰台区南苑北里二区的大门,对面是一座典型的北京郊区楼房,灰蒙蒙的瓷砖中夹杂着各种商铺的名字,在老旧的小区门前停着一辆运送垃圾的三轮车,一个看起来像是务工者女儿的小女孩坐在垃圾车上,好奇地紧盯着来往的人群。四个月前,郑艳良也曾如此穿过破旧的小区门口,他摇着轮椅轱辘,被人推进电梯,电梯缓缓上升,门打开——他用仿佛鹰隼类动物的眼睛望着这个或许可以给他站立起来的支点的地方——恩德莱假肢公司(全名为“恩德莱康复器具有限公司”)。此前因血栓复发,在友谊医院动了手术之后,他失去了剩下的那条左腿。

  “都这样了,后面的日子怎么办?”在采访中,他不时说起这句话。两条腿都失去的余悲,在他是五味杂陈的微笑。

  说完,他低下头,打开手机,翻看着暗黄屏幕上媒体们的电话号码。

  那条被他自己锯下来的右腿,被妻子用塑料袋包裹好,放在了院子后面的破瓮里。“农村讲究今后有个全尸。”这是他将腿留下来的理由。

  逃不过命运的硬汉:“要是让我扶着横杠,我能戴着假肢跑!”

  郑艳良现在有了两条假肢。他用起来还不是很熟练,需要每天在康复中心的训练厅里,扶着横杠反复地练习。

  “我就是不敢撒手。”他说,“要是让我扶着横杠,我能戴着假肢跑!”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坐在轮椅里,上身比四个月前动手术那时候要壮实了许多,胳膊上也有了肌肉,气色要好多了,眼神可以说是坚毅。听说环球人物记者过来了,他没等记者去找,就自己推着轮椅出现在了走廊上。

  2012年1月28日,郑艳良突然发病,按照他的话说,“之前从没生过病,感冒都没吃过药”,结果突如其来的臀部大腿钻心的疼痛让他倒下了。他去医院看,止痛针不管用,保定的医院输液不管用,最终转到北京的某医院,医生说,先交30万押金,后续还要100万。“能治好么?”他问医生。“不确定。”医生回答。

  郑艳良选择了回家。“我一个农民,哪能拿得出那么多钱?!”

  他参加了“新农合”,但是报销不了那么多。“新农合”是自2004年开始在中国农村推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农民们每月支付几十元的费用即可加入,但这份医疗保险无力应付他的医药费,“在我们那儿,新农合对医药费的报销,只能报销几万块,而且报销有各种各样的名堂,很多农民生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报,大部分人都是生了大病就回去等死。”

  他走的是“大部分人”选择的路,命运却给了他另一条出口。回家以后,郑艳良的腿开始从里面烂掉,每天都是他的妻子为他擦洗、换药。他痛得通宵嚎叫,叫得邻居们都睡不着。直到2012年4月14日,他44岁生日的前一天早上,他的右腿里爬出了蛆,郑艳良觉得被恶心到了,拿起了一把钢锯。下肢血液不流通,锯腿时流血不多,肌肉腐烂割时并无知觉,锯到骨头时,疼痛难忍,他只能咬着缠着毛巾的痒痒挠。

  “您是怎么下那样的决心自己锯断腿的?”环球人物记者问。

  郑艳良只字不提“痛”字。“太恶心了。”他这么解释,“就剩一层皮了。里面全烂了。”

  锯完腿,用碘伏和纱布敷了几个月的伤口,他推着轮椅去找村支书、县民政局和省民政局请求帮助,“政府救助一共八千块。”他说,“八千块,不是一次到账的,2013年才发了五千块,后来又补发了三千块。”

  “社会救助呢?”

  “三十多万哪。”他回答,“社会上好心人多啊。”

  后来,谈到村里的问题时,郑艳良说:“我跟他们说,这种问题要跟媒体说,让媒体把问题传播出去,要寻求媒体和社会救助才行啊……”

  他的病,北京友谊医院最终确诊为肾病综合征引发的血栓。在友谊医院,他截去了左腿。现在左腿没啥感觉,就是自己锯掉的右腿,虽然已经重新做了断面清创,但还是发胀。他说,右腿的血栓没有清除完,发胀是不正常的,以后还要去医院清除血栓。

  “清除一次血栓要多少钱?”

  “上次,给我开了个这么小的口子,做一次,就要一万多。”

  “那什么时候才能清除完?”

  “那我哪知道?”郑艳良摇摇头,盘算着社会救助那三十万剩下来的钱,“还剩下三万多。”

  每天重复的假肢训练:“慢慢来,需要适应。”

  郑艳良的肩膀上总是搭着一条毛巾,随时拿下来擦汗。当记者询问能否拍照时,公司的负责人提议说:“先在训练厅拍几张做行走训练的照片吧?”他们对媒体已经十分熟悉了。在他接受假肢训练期间,已有多家媒体前来采访,甚至连外国媒体都跑来了。

  不过,郑艳良基本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媒体呐。”郑艳良说,“一句话说得不好,他给你写上去,不知道会不会被利用,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什么坏影响。而且这是国内的事,所以我不能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训练厅如同一个缩小的微型街道,五条“道路”排列着,两边围着护栏。郑艳良小心翼翼地装上假肢,慢慢地从轮椅上下来,皱着眉头,将“双脚”轻轻地放在了地面上。他扶着横杠,在训练人员的陪同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还挺稳。但他不敢从横杠上放手,他说:“刚装上假肢,慢慢来,还需要适应。”

  在恩德莱训练厅里进行训练的,都是被截肢的病人。负责人苦笑着说,在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很可怜”,“都有一段故事”。“他们无故遭受到了这些命运,理应得到社会的救助。”

  在郑艳良身旁的走道上训练的,是一个矮小、苍白的小姑娘。她的头发被剃光了,脸色极其苍白,脸型被折磨她的疾病拉长成了不正常的长鹅蛋型,眼睛明净,包含孩子的惊奇。她只有一条腿,属于她的小小假肢沉默地靠在墙边。

  “那孩子,只有九岁吧。”郑艳良后来和记者谈起她时,长叹一声,“可怜呐。”

  走了一会儿,郑艳良坐回到轮椅上,吃力地从腿上取下假肢,取下假肢的一刹那,他的面部抽搐了一下。训练人员介绍说,假肢虽然给了病人能站起来的机会,但是刚开始使用假肢还是会感到不舒服,需要有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不可能一整天戴着假肢。特别是郑艳良是双腿截肢,剩下的残肢比较短,给假肢的压力比较大,给制作和佩戴假肢都带来了挑战。因此制作比较困难,光是假肢就做了十几副。才慢慢尝试到比较满意的一副。

  “什么活都不能干了。”郑艳良摸着右腿发胀的部位说。在整个采访中,因为发胀、不舒服,他时常用手摸着右腿剩下来的残肢,那里只拖着一截软塌塌的皮肉。

  他还是怀念当年壮实健康的自己,一家五口人,他在村里的砖场拉砖坯,一车砖坯上千斤,一步一步送进砖窑里,一个月能挣1200块钱,家里还有种地的收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没有问题。

  “现在能做什么?”郑艳良自问自答,“干不了重活了。以前什么病都没有,就是这个病把我拿倒了。”

  “维权斗士”:“要跟媒体说,寻求媒体和社会救助才行啊……”

  在与郑艳良交谈的过程中,比起他自己的身体,他似乎更愿意谈谈村子里的事:报销难、没低保、卖地不给农民钱……

  “报销,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报销。而且规定说,只能住院报销,吃药不能报!像我现在需要买药,这药大部分的药店都没有,只有北京这里的医院有,我要是在医院买,就能报销,要是回家了,那就只能在药店买,就不能报销了。”

  “这么规定有原因吗?”

  “那谁知道?”

  在报销条件的种种限制下,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们只能束手无策。

  “还有我们村卖地的问题。把砖场的地给卖了,农民们没有分到一分钱补偿款,去上访,没有用。我把能弄到的文件都带来了,一些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我都给他们拍了照。我说,你们去调查,不要光听我一个人在这里说。你们去调查调查,看看有没有问题。”

  此前媒体的报道是,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污染,郑艳良曾打过工的砖场几年前被停工,300多亩的土地被村委会以30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商户50年,村民们没有分到租金,又觉得这块地租便宜了,要求追查。镇政府在调查后,认为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村民们仍然心存疑虑。郑艳良这次解释说,是卖了1600万,村民们分文未得,不知道钱款干什么去了。

  他说话的时候掷地有声:“1600万,给村里建设了什么?!给农民们分到了什么?!”激动处挥舞着手臂,像一个斗士,“等我好了,我就去讨说法去。”

  讲完问题,他摸出一根烟。

  “您现在能抽烟吗?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吗?”环球人物记者问。

  “抽一根。”他摆了摆手,淡淡地说。

  郑艳良锯腿事件被媒体报道以后,曾有上海沃德医疗中心首席血管专家张强在看过郑艳良锯腿留下后的伤口照片后说,郑艳良的病情像动脉血栓中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可能与他吸烟有关系。

  抽完烟,他打开手机,眼睛紧盯着暗黄的屏幕,翻看着,“你看,这是一个媒体给我联系的香港的医院和医生,还发过来中药偏方,不敢用。这是另外一个媒体的电话……”

  他翻看着那些联系他的媒体们的号码,熟练地给记者背诵着一串串媒体的名字。“我跟他们说,这种问题要跟媒体说,让媒体把问题传播出去,要寻求媒体和社会救助才行啊……”他的语气时而肯定,时而犹疑。

  无处安放的后半生:“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

  在采访前,环球人物记者与郑艳良有过三次电话联系。在电话中,记者表示,非常希望采访他的妻子,并询问他的妻子郑艳红能否接受采访。但是在这次采访中,记者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妻子,郑艳良说“可能出去了”。

  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得知,他的妻子沈忠红比他小十多岁,自从他病倒后,家里全都是沈忠红一个人在照料,“全都是她在照顾我”,郑艳良说,那段疼痛得夜夜嚎叫的日子里,他只能倚坐着,无法平躺下,烂腿里发出恶臭,每天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屋里进进出出,给他换尿不湿(用来吸收腿上流出的脓),换纱布。

  若不患病,郑艳良看起来算是年轻的,眼睛很大且有神,人很硬板、精神,但拍照的时候从来不笑。他追求比他小十多岁的沈忠红时,居然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后来什么时候才让她知道的?”记者问。

  “领证的时候,”他说,“户口本上写着哩。”

  郑艳良笑了,笑得很开心,身体微微后仰,满脸都是褶子。这是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他唯一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2012年正月,北京的医院给他宣判了“死刑”,说他活不了多久了。当时,他的妻子无奈地给他买好了丧服。

  “医生当时给我判了死刑,说我只能活两个星期!”郑艳良说,“我现在活了两年多了。”

  郑艳良家里有70多岁的父母,在他生病后,都得了小脑血栓。“这病都是为我急的。”他说,“我倒了,家里没有顶梁柱了。”

  我们聊了很久,郑艳良才说到他的女儿。现在,他19岁的女儿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2012年,血栓突然堵塞住他的两条腿动脉后,他让正在读初二的女儿辍学打工。女儿当时的成绩还很不错。

  “1995年出生,现在在河北保定的一家鞋厂打工。一个月挣1800元,给家里寄回1500元。”

  “有想过让女儿复学吗?”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女儿想读书吗?”

  “不知道。”他还是那句话,“女儿什么都不说。我已经这样了,她怕让我担心。”他说,没有办法。上面还有父母,全家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人挣钱了。至于女儿的情感状况,女儿每月是怎么靠着300元生活费过来的,他都不知道,因为女儿从来不说,他也从来不问。

  “我想装上假肢以后,回到村里,干点儿什么,不能总是靠着女儿。”他想了很久,才不肯定地说,“我在想,回去以后能不能办个养殖场,能挣点钱?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近乎哀求地说,“我只能想到,社会上的好心人们,能不能再帮点忙?能不能再有一些社会救助?”

  他自己锯下来的右腿还在院子后面的破瓮里。他安放得了自己的残腿,但依然不知道何处安放自己的后半生。

  记者告辞的时候,郑艳良摇着轮椅,在门口一直目送着我们走进电梯,挥手告别。接下来等着他的,还有每天重复的假肢训练。他需要一遍一遍地装上他的假肢,将“双脚”放在走道的地面上,一遍、一遍地扶着横杠,来回地走。总有一天,他能放开横杠,走出不需要扶手的第一步。

  他知道,“要花时间去适应。要慢慢来。”

  【环球人物新媒体记者 吴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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