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80岁的袁昌淑身体虚弱，十分瘦小，但淡紫色的烫花棉绸长衫格外别致，透着一股子知书达理。坐在有些局促的广州家中，她一遍遍地表达遗憾—没能参加今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纪念父亲袁振英诞辰12 0周年学术研讨会，写好的发言稿也没带过去。
鲜有人知晓袁振英。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广州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名创始人之一。1921年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期间，袁振英在全国首开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1926年11月，在武汉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白粉黑板的生活本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我‘甘之如饴"。除了教书，袁振英别无他求。他以“死生得失不成问题，生唯真理与人争”，一生不肯做官。上世纪30年代起，接连不断的战火动荡，逃难与运动，袁振英的一腔教育救国抱负被击得粉碎，贫困潦倒的他三次向周恩来写信求助。
十年“文革”浩劫中，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他没能逃脱，死后半年才得以摘掉“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世代教书匠
两集《实社自由录》的出版，影响了包括在北大图书馆谋职的毛泽东等
1894年7月14日，袁振英出生在广东东莞温塘乡。袁姓家族是当地望族，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是其先祖，族人们建有“袁督师祠”，袁氏后人读书可得到这里的津贴。袁振英曾回忆，家祠中有“家有藏书留子读，生唯真理与人争”的对联。
“祖上几辈人都是教书的。”袁昌淑说，祖父袁居敦中过县学(秀才)，多次代人考取举人，自己却不屑进入官场，终身以教私塾为生。袁振英自称遗传了父亲的性格，一生不肯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奸商市侩，以教书为职志。5岁他在父亲办的私塾学习“八股”。1905年科举被废除，袁居敦到香港谋生。11岁的袁振英先后在香港英皇书院与皇仁书院(全英语高中)读书，其长子袁昌法回忆，“父亲说每次年考班上第一，只有音乐50分，乐理得满分，另一半现场唱他就放弃不考，他正直古板的个性或许是真的。”
1915年，21岁的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考入国立北大西洋文学系。在沉闷守旧的当时，袁振英爱穿西装，卓然不群。1917年5月，袁振英与黄凌霜等同学组织“实社”，倡导无政府主义。两集《实社自由录》的出版，影响了包括在北大图书馆谋职的毛泽东等。期间，袁振英与辜鸿铭来往密切，两人特立独行惺惺相惜。
新青年“稿王”
袁振英晚年给自己作14字总结—“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党的马前卒”
"民九’(1920年)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保存的1958年9月5日袁振英个人简历中，他亲笔写道。
不过，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13人代表名单上，没有袁振英。这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名字，是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的53名成员之一，与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包惠僧等同列其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叙述建党过程中，两处提到袁振英。
时间拉回1920年夏天。7月，袁振英北大毕业后从海外游历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第二次相逢。“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要我帮他编辑《新青年》。”袁振英后来写道。
“因为我在北大读书时，已投稿《新青年》”。当时《新青年》的撰稿人皆是教员、教授，袁振英是唯一的学生撰稿人，他撰写的《易卜生传》于1918年6月15日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上，是一生最得意与重要之作，他是中国全面介绍易卜生生平的第一人。
鲁迅曾撰文高度评价，“民国七年(1918年)6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袁振英《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
上海重逢后，1920年8月袁振英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中共发起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并被陈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劝恽代英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与恽代英到武汉三镇的共产、学校调查劳工和学生情况等党建工作。
9月，袁振英在上海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校担任英文教员，并主编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后期袁振英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道，“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也不懂得理论。”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陈立平查阅《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出介绍苏俄的译文35篇，袁振英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2/3，多用笔名“震瀛”。袁一生十之八九用笔名，多达几十个，他说：“我不喜欢出风头，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作为《新青年》“树旗帜”的专栏，袁振英对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振英为最初8位发起者之一。
袁振英晚年给自己的革命历史作14字总结，大抵是对这一时期的自评—“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党的马前卒。”
“脱党”作检讨
为何脱党，在运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
1920年底，应孙中山委任，袁振英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现广雅中学)校长，期间，他与汪精卫辩驳力争，在省一中首次招收女生，开全国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当时我接到许多卫道先生们的匿名信，说‘飞剑取我头！’但我一笑置诸。为真理牺牲，常常是预备的。”袁昌淑记得广州沦陷时期，一个姓司徒女留学生特意登门感谢，“一个很漂亮的青花色瓷钵装了一斤鸡蛋送给我爸。”
“因为事忙，便与他(陈独秀)完全脱离关系。”1921年8月，袁振英辞去校长职务，公费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读书，研究孔德实证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等科。这批学生中有该校第一个注册的女留学生黄式坤，后成为袁振英的妻子，一生从医。
“父亲提过，说陈独秀品质不好，跟着他没前途。”袁昌淑说，近乎道德“洁癖”的袁振英，不愿与陈独秀为伍是脱党原因之一。
1918年袁振英曾加入北大校长蔡元培成立的对抗道德沦丧的“进德会”，他成为戒条最多、难度最高的丙级会员。丙级会员有八条戒律：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461会员中仅24人为丙级，内有知名人物梁漱溟、张崧年等。陈独秀当时仅为甲级会员。
“父亲最恨打麻将，嫖赌饮吹。”袁昌淑说，她记忆里，那件陈旧不堪的灰黄“干湿褛”冬大衣，是袁振英唯一收过的回报。他从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一直穿到1979年去世。“他给别人帮了大忙，一分钱不肯收，人家就放下一张‘大新公司’礼券跑走了，没追上。”
到达里昂后不久，袁振英收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从巴黎的来信。“叙述他们和周恩来、蔡畅等同志组织共产党，要我参加。因他们是我北大预科的同学，又是无治主义的同志，又知道我在‘民九’曾为他们父亲帮忙……当然我是万二分赞成的。”但袁振英复信婉言谢绝，“因为两地阻隔，又因博士院功课劳忙，两年内要读百数十种大书，又要作论文，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无法参加，只得写信互相勉励罢了。”
“以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共产党之说，其实不是。”为何脱党，在运动“检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1951年他写的《自传(奉命作的)》则说，“我确实是未加入过任何一党、一派、一团，只是个人为国家、民族、社会……做事。我平生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是友谊的帮忙。”他亦以“着起袈裟事更多”为由不要求复党。在他的多篇自述中，是否入党的态度有些摇摆。专门研究袁振英的陈立平对此解释，“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他是早期筹建共产党的成员之一，确凿无争议。”
受邀当教官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
“很遗憾我对父亲在黄埔军校任教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袁昌淑1935年生于广州，父亲光鲜闪耀的青年时代，她都未曾赶上。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不久，时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主任的包惠僧奉邓演达命发来电报，邀袁振英北上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包与袁振英是共产党的同事，又是记者同行。彼时袁振英已于1924年回国，在中大任哲学系教授并成婚。
《袁振英自述》中说，“任中央军校第四、五期的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群众心理’、‘群众运动’等科。当时因找不到参考书，所以无人肯担任，要我担。”当时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在武汉军校同为政治教官的李达、沈雁冰、李汉俊等，都是袁振英在上海时的党内同志。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袁振英晚年忆起黄埔军校的学生有林彪、陶铸、赵一曼等，中大的学生毕磊、陈殿邦等。“文革”初期，袁振英曾向时任副统帅林彪写过求援信。不过，林彪的个人史料中缺乏这一记载。有党史专家认为，林彪是第四期学生属实，但当时是在广州黄埔军校，并非武汉。妻子黄式坤带着年幼的长子袁昌法、次子袁昌汉前往武汉，刚刚出生数月的袁昌汉在途中染上重病，后患精神病和肺病，1951年因肺病无钱医治去世，年仅24岁。1926年至1927年黄埔军校期间，黄式坤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结识。当时邓颖超刚流产不久，身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的黄式坤对她细心照顾，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任教政治教官仅9个月后，国共合作走向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开始“分共”。为躲避追捕，袁振英举家先逃往汉口法租界，后辗转从上海逃回广州。
差点被枪毙
“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
“如果他有党证，陈济棠就把他枪毙了！”1928年下半年，“横祸”飞来，袁振英差点丢了性命。袁昌淑说，因袁振英保释省港受匡出版部一个卖共产党书籍的伙伴，陈济棠以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抓捕袁振英。袁振英的妻妹黄碧坤回忆，“在广州军法处囚禁期间，舅父陪黄式坤到临刑场，其他人都进行枪决了，袁振英成为唯一逃出虎口的人，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黄式坤当场差点被吓晕。袁振英后被送往虎门关押半年，在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及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等人保释下重获自由。
“他一生只爱教书，但有心力无处使。”袁昌淑说，抗战后，袁振英常常濒于失业潦倒，生活困苦，绝粮时甚至吃过鸡糠。“一直在打战，国民经济都没了，饭都吃不饱，文化机构也不搞了，知识分子都很糟糕。”1918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半年的30多年，袁振英到过近20所学校和机构教书，最短任教时间仅两个月。“频频辞职也因为他的性格，有点不通人情世故，常得罪人，最怕应酬，最厌恶走关系，所以总受排挤。”
80岁的袁昌淑仍念念不忘童年一直没有吃到的蚝油豆。1937年底，43岁的袁振英举家到当时未沦陷的香港谋生，袁昌淑两岁。“两分钱一包的蚝油豆，从来没吃上过，顶多给一分钱买个小面包。”她的记忆里，家里常年吃的是米饭和腐乳，几兄妹身体都发育不好，上学时最怕体育课，“因为我们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1937年到1942年香港期间，袁振英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奔走，为孩子请求“国难时期半费入学”，5个孩子均陆续半费入学。袁振英曾带他们去看电影《木偶奇遇记》、《白雪公主》、《小人国》等，省出钱买外国儿童漫画故事，如《金发女郎》、《大力水手》，但从来没有买过玩具。这是他能给孩子们的精神食粮。
求助周恩来
“我始终想教书，无书教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文史馆做‘饭桶"
“他不是不会赚钱，当时蒋介石多次写信邀他去做官，还让陈立夫请他，他不肯去，说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奉一辈子不当官的信条，这个教书匠先后拒绝了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授以“高级翻译官”的聘书。袁昌淑说他也不愿意找别人救济或帮忙，很清高要面子。“他情愿失业，写文章赚稿费，也不肯找老同学帮忙。”袁振英称自己是“臭名士”。“目空一切，中国的臭名士都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伴侣和儿女也常常笑我自高自大，这种臭名士的臭架子很难摆脱。”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两年，袁振英完全失业。1951年1月16日次子病危，他情急之下写信向周恩来求助解决就业，他想教书。2014年7月出版的《袁振英研究史料》中，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12月，经周恩来介绍，57岁的袁振英任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被聘任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我始终想教书，无书教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文史馆做‘饭桶’。”袁振英晚年自嘲，只有“文”、“老”、“穷”。没能教书，一直让他愤愤不平。
“他的晚年没有清闲，一直在‘搞运动’，他一直在交代。”袁昌淑说，袁振英的传记很多都是那时写成。“回顾一生交待历史，找证明都挺麻烦。当年国民党把他当做共产党拉去准备枪毙，后来为什么没枪毙，却要交待。”
1951年起直到“文革”早期，袁振英除了天天读早报晚报、人民报、外国马列主义机关报外，还被不断要求作自传、发掘思想根源、写检讨、作坦白。他的材料不仅交代个人历史，还经常“趁机”探讨各种主义的哲思渊源。为了打破政治学习会议中的沉默，袁振英提出，“多讲多错多进步，少讲少错少进步，不讲不错不进步。所以不怕讲错，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我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去革命，否则只有失败。”
袁昌淑说，父亲性格太直，不圆滑，不喜欢无谓的应酬，一有时间就是看书写作，手不释卷。袁昌法则觉得父亲青年时代之前的经历，使他的个性难以适应大变动，幸得周恩来开导帮忙，得到心理上有寄托的研究工作，总算安定下来。袁振英自己也说，“数十年来如一大梦，这委实是黄粱好梦了。”
至死未“摘帽”
去世半年多后，袁振英“现行反革命”罪行撤案平反
“黄粱好梦”终于还是被扰了。
1970年3月20日，76岁的袁振英被关进了看守所。他被人诬告，称其用红笔把毛泽东著作《反对自由主义》改成《反对共产党自由主义》。1979年8月23日的广东省文史馆(79)人字60号文《对袁振英问题的复查意见》中记载，“1970年2月26日省统战人员学习班认为袁振英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立案报请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给予逮捕，判处死刑。”
书生袁振英，和所有“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样，被“行刑、放飞机、紧握手镣、痛到要命！”1973年7月9日，获释后他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谈及这场浩劫，作无力呐喊。“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兄将何以教我？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妖魔鬼怪，不知何日能肃清？这是我要为苍生哭！”
由于家中几代都教书，加上袁振英被“戴帽”，当时在中大工厂上班的袁昌淑受到牵连。“我和一人有点矛盾，对方就用假证人诬告我偷了工厂的印刷材料。”袁昌淑整天被批斗，被骂“臭老九”。袁振英给中大负责人写信，“以身家性命财产人格和名誉担保我女儿不可能做坏事！”袁昌淑仍保存着“文革”期间父亲写给她的勉励信。
长女袁昌洁在商业专门学校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银行人事科服务，每月(底薪制)二担七米。信奉基督教，“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今未愈。据袁昌淑回忆，早在1960年，哥哥袁昌沪在运动中自杀身亡，年仅26岁，当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系年轻的学者。
66天调查没找出袁振英的“罪证”。《复查意见》记载，4月16日袁被批复“可不判刑，交群众批判后教育释放”。1970年8月15日，袁振英被释放，恢复参加正常学习和逮捕前生活待遇。
1979年1月18日，袁振英因病去世，终年85岁。是年8月28日，袁振英“现行反革命”罪行撤案，批复平反。至此，袁振英去世半年后终得“摘帽”。
长子袁昌法遗憾，从未能像现时朋友一样，和父母坐下来讨论、说笑，甚至令到他们开怀一笑。“不过反过来说我的性格和他也是相像的，较专心于自己喜爱和需要的事业上，而不会想到与别人交往及感受，这也是我失败的原因之一。”袁昌法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大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失业到香港，后辗转到美国硅谷开办工厂，现定居美国。
“曾有人说我少时是一条龙，大来一条虫。的确是对的，不过我以为‘用我则龙，不用我则虫。用我则老虎，不用我则老鼠"。晚年袁振英自嘲，他给自己“盖棺论定”：“我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历史一度忽略了袁振英的存在。直到1994年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把袁振英列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课题，此后长期坚持挖掘和研究袁振英史料。目前，袁振英故居已申请作为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专题顾问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教授)
李杨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
总策划：王海军 龚慰 王景春
总统筹：王莹刘丽君李艳田霜月 王卫国 刘伟
分组统筹：高龙
采写：南都记者 贺蓓
参考资料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袁振英研究史料》
胡雪莲《以“社会”之名：陈济棠治粤时期的社会新闻》
袁昌淑、袁昌法回忆资料
(陈立平、郭彬、李继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