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两处“短命工程”颇为引人关注。其一是，广西柳州大张旗鼓拆除尚未完工的柳宗元铜像底座，该项目投资7000万元，按设计规划，这座柳宗元雕像高达68米，可以360°旋转，欲建设成为“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其二是，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隩滨多功能广场”，几个月前，这里还被称作“滨河公园长城广场”，但在新县委书记上任之后，原来建成的设施大多被拆除，开始了新的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也在不断变换着容颜—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是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20亿平方米，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大量涌现的新建建筑，除了见证城市发展之外，还带来了“千城一面”的负效应，更有甚者，“短命建筑”时有曝光，“雷人建筑”随处可见，而这一切多与建筑设计中的“长官意志”密不可分。
揆诸报端，“大秋裤”、“大铜钱”、“比基尼”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建筑创意屡见不鲜，“天安门”、“国会大厦”、“悉尼歌剧院”等山寨建筑一应俱全，“洛可可”、“巴洛克”、“古式”、“中西合璧式”各种创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这些光怪陆离的雷人建筑，不由得使人审丑疲劳、顿生时空错乱之感。如果说这些建筑的出现令人感到惊诧的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则不免使人无尽唏嘘：但不知，有多少雷人建筑已在一片揶揄讽刺之中灰飞烟灭，巨额投入也因此被视为“交了学费”。
一个看得见的现实是，越是“长官意志”强势的地方，其建筑设计越呈现出“弱智化”的颓势，乃至于有建筑界人士自嘲：城市建筑成什么样，市长说了算，开发商算了说，建筑师只能是算说了。当公共建筑的生长方式由“长官意志”决定的时候，其弊端显而易见，一方面不可避免会导致大拆大建，另一方面势必导致形象工程层出不穷，甚至一些“风水建筑”也因此应运而生。公共建筑面对大众说话，因此必然要接受公众的评判，但在“长官意志”包办一切的环境中，权力审美实际上主导着公共建筑的命运，建筑设计如果不考虑“长官意志”就难免会流产，无条件屈从于“长官意志”，建筑则难免贻笑大方。
公共建筑中的“长官意志”虽饱受诟病，但却屡屡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究其原因，热衷于干预规划、主导设计的领导干部很少因此而承担罚则。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科学规划的重要意义毋庸赘言，而科学规划的前提则应是明确决策失误追究机制，在明确领导干部应为此承担罚则的基础上，这种责任追究不应附加期限—无论当初的决策者日后调离、升迁或是退休，都应对曾经做出的决策无限期担责，由此倒逼其增强民主决策意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而这也是预防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的关键内容。
实际上，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建筑设计的制定与修改，都有严格而完备的审批程序，其中强调公众参与公示环节不可或缺。摒弃公共建筑中的“长官意志”，除了为权力设限之外，必须落实建筑设计的相关审批程序，以严格公示制度提请广泛的公众监督。在强化制度问责的同时不断拓宽民众参与渠道，才能确保城市规划真正成为一项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公共利益，最大程度地减少“雷人建筑”与“短命建筑”。
城市是公众利益的集合体，不是个人意志无限发挥的舞台，除了公共建筑之外，在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应将一意孤行的“长官意志”排除在外，这不仅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伦理，也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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