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何抓周克华用8年 而高玉伦等只用了9天

　　9月11日下午，高玉伦被抓捕归案。至此，“9.2杀警越狱案”的三名逃犯全部落网，共耗时9天。

　　采访报道此案中，我不免想起两年前被重庆警方击毙的“爆头哥”周克华。从2004年到2012年，周克华在重庆、长沙、南京等多地制造系列枪杀抢劫案，也曾杀害铁警，2012年8月被重庆警方击毙。破获此案耗费了江苏、湖南、重庆等多省市警察8年的时间。

　　追捕高玉伦和周克华这两个事件，我都曾参与采访报道。两者相较，不免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抓捕周克华用了8年，而抓高玉伦等人只用了9天?

　　在延寿县跟随警方参与过搜捕行动以后，我仿佛看到小时候“躲猫猫”游戏的升级版—逃犯孤身躲藏，1万五千名警察进行布控，天上有直升机低空巡查，下面有武警、特警及警犬拉网搜索。

　　不过，后来我推翻了“抓逃犯是躲猫猫升级版”的幼稚判断。我意识到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三名逃犯全部落网以后的事情。

　　我们不妨先回顾李海伟、王大民、高玉伦三人的被捕过程—

　　9月3号傍晚，李海伟经过延寿县玉山村村道旁的一家杂货店时，被村民发现后逮捕;

　　9月4日晚，王大民趁夜溜进了青川乡倪家屯屯长家院子里要吃的，吃的没要到，屯长拉响高音喇叭，王大民遁走两公里后被捕;

　　高玉伦更为招摇，他在大白天直接走进位于青川乡西王家屯的侄女家，要亲戚给他做饭吃，饭未毕，警已至，当场被捕。

　　可以看到，这仨都有点“自投罗网”的味道。

　　这种“自投罗网”的行为还不只发生过一次。李海伟在逃亡的第一天，就在沿途的小卖部花五块钱买了打火机、牛奶、糖饼等物;高玉伦则曾趁夜摸入一个村庄的商店，偷走月饼、香烟、白酒、薄被、棉袄等物品。

　　逃犯也是人，大多时候虽然能够忍饥挨冻躲在山上，但总需要吃饭穿衣，免不了要到外界。李、高此前的两次“觅食”行为，未导致被捕，只能说侥幸。

　　比起来，周克华似乎更侥幸。他2009年到2011年在长沙藏匿的两年间，不仅出入过岳麓区大学城等人群密集地段，还时常去网吧上网，看看电影。期间他犯案四起，最后居然在全城戒备期间逃跑去了南京。

　　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周曾在2005年因非法持有枪支被云南警方逮捕，却未被发现与此前的命案有关，判了3年后又被放出来了。

　　两相比较，“9.2杀警越狱案”与周案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周克华2004年作案后，警方尚未掌握其具体的身份信息，而高玉伦等人甫一越狱，警方却对其相貌、身份证、户籍信息全然掌握。

　　对于警方来说，获得身份信息究竟有多难呢?

　　为获取周克华的准确信息，湖南、江苏、重庆警方三省联动，花了三年多时间。他们先是在长沙查到周的近照，再在南京查到周的身份证信息，最后在重庆获得周的作案习惯与行动特征。直到2012年年中，这个漫长的信息拼图行动才宣告完成。

　　此后的2012年8月10日，周克华在重庆再次露头，警方只用了4天时间就将其抓获。

　　4天和8年，这个飞跃不是警方的直升机飞地更快更低了，也不是武警跑得更快了，更不是警犬的鼻子更灵了。那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终于知道要找的人是谁了。

　　高玉伦作为“9.2杀警越狱案”最后一名落网者，与另外两名案犯相比确实更为谨慎，也更能在山林和玉米地里忍饥挨饿;周克华在逃亡期间，也长期在坟地里蛰伏。客观上，这确实给抓捕工作带来了难题和困扰，但从根本上来说，山林、玉米地和坟地并不是逃犯们最大的屏障，他们的身份信息才是。

　　在任何时代，“身份信息的暴露”对逃犯来说都是不利的，但逃跑这个游戏对于逃犯来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这么艰难。

　　我在延寿县采访的时候，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这三个逃犯。每当我记者的身份被发现，总有一群人围上来搭讪，“那仨抓到没?”我忍不住感慨，时代到底发生了变化。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信息时代，逃跑已经不是个体力活，也无法再仰仗运气。一旦身份信息暴露，“网”无处不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落网就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我只想说，忘了那些亡命天涯的故事吧，这已不是一个可以成功越狱的时代。

　　新京报首席记者 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