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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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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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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持续一年多、正进入收尾阶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张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
有专家称，这张清单意义深远，意味着年初中纪委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径—将治理收送红包礼金作为重点，已经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红包”和购物卡一直被视为灰色收入，处于腐败与人情的“暧昧”地带。这是一种范围很广，影响恶劣的腐败行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此有针对性地开展整治，从根子上寻求解决之道，在社会心理和一些制度难以覆盖的方面形成有效之策。
一些主动上交 “红包”礼金的干部说，“现在看来，过去那些被当作"人情"的小钱，以后都会跟腐败挂上钩，不敢再随便收了。”
“意思意思”积累5亿元“红包”
梳理这份成绩单，从被通报的部门来看，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领导班子人员频频涉事，“实权”部门及 “实权”岗位成为红包腐败的高发区。“红包首先是对权力的靠近和腐蚀。”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辛鸣认为，长期以来，这种官场潜规则一度登堂入室，领“红包”办事成了“明规则”。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据了解，这一规定就包含各类现金红包以及银行卡、购物券等，以及各种充值会员卡、可支付现金卡。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为便于实际操作，近年来各地纪检部门还普遍有规定，收取的礼金应当在一定时间内上缴，纳入财政或廉政基金，否则将构成违规收送“红包”，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要被“先免职再处理”。
红包是用来干什么的
保护费型
广东省鹤山市委一常委曾“带队”拿“红包”。2013年初，鹤山市委常委梁某带领鹤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卢某等12名市直机关单位干部，接受某房地产开发商的宴请，并各收受该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1万元红包。
蛀虫型
上海市纪委通报，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间，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以“会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实际将公款用于购买购物卡和接待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
借机敛财型
天津市纪委通报，其下属郊县干部杨某借女儿结婚之机，收受同事、朋友礼金8.9万元，被纪检部门勒令一一退还。
"红包"入刑”或能解决问题
整治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各地情况的差异和一些不足。记者在目前公开的30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5个地方晒出了上交“红包”的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一些地方在反腐信息公布上遮遮掩掩，中央层面可及时跟进政策要求，将“红包”治理常态化。在强化干部“不敢腐”观念的同时，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如何改变乃至消除长期存在的官场“红包”现象和“红包”文化？专家认为，一要有明确制度约束，有严格的追究机制，应该完善党的纪律和相关法规，把收受“红包”视同违纪；二是制度设置要科学，具体执行必须严格。
此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收受“红包”入刑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收红包就是受贿，送红包就是行贿，尤其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更加应该明确。”任建明说。他建议，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进一步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要从根本上遏制 "办事就要给人好处"的风气，让权力真正得到监督，改变部门、岗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任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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