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
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选择了为民请命、直面贪腐。在耄耋之年，他坚持着这条走了30多年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
“写给王岐山同志的一封信”
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
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
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
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
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
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
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
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
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
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
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
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
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
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
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
2010年12月17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
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
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
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
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
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
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
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
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
从“右派”到反腐30年
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
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
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
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
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
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
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
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
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
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
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
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
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
“腐败分子还在垂死挣扎”
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
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
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
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2014年9月4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
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
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
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
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
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
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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