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谈“反腐无国界”：负责任大国的崛起

　　以面向人类共同利益的协作式司法最大范围地打击贪腐，造就“反腐无国界”之理想反腐制度条件，必将令腐败分子走投无路、无所遁形

　　20日，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国正进一步加大在海外的追逃追赃工作，截至今年9月，我国已先后与63个国家缔结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共同打击贪腐犯罪。此举表明，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法治反腐与跨国刑事司法合作逐渐构成更加严密的“制度之笼”，对腐败分子“虽远必诛”。

　　法律有国界，受限于主权范围，这给了少数腐败分子逸出法网的可乘之机。尽管我国对腐败分子拥有不限于时空进行刑事追诉的正当权利，却由于在海外实际行使的困难，造成了反腐制度之笼的超限和脱节。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体系的日趋完善，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负责任大国”的崛起，海外反腐合作格局不断拓宽。

　　此次跨国刑事司法协助体系的建构，有效扩展了中国国内反腐法治体系的效力范围。而外国政府合作意向的增强，也有其理性基础。首先，腐败是全世界共同难题，是对全人类道德与利益的严重损害，拒绝反腐合作违背普遍正义；第二，合作以互惠为原则，以刑事司法协助体系覆盖更广泛国家与地区，有利于各国反腐成效的共同改进；第三，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可以为某些价值或制度差异做出特别安排，比如政治庇护或死刑适用问题，而不影响整体上的反腐合作框架。

　　从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法治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成就，还是行政法治与司法治理的执法体系进展，都有着两种背景性因素的强大驱动：一为反腐，打造廉洁政府，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二为善治，建设公正理性政府，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再均衡。两者彰显出“治理现代化”的辩证综合逻辑。反腐是善治的必要政治前提，腐败丛生显然无法开展任何有意义的正面治理，而善治是反腐的制度目的，亦可反哺于反腐的制度成效及其巩固。

　　某种意义上，海外反腐只是中国整体法治反腐事业的“第二战场”，且主要处理腐败的“存量”问题，是对既有腐败行为的合法追惩。与之相比，国内反腐则具有抑制腐败“增量”和改善内政治理的全面法治意义。个案性的反腐是治标，是对“存量”的有效清理，而构建制度之笼，一手抓反腐，一手抓善治，则是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是要清理腐败的制度土壤。

　　法治反腐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政治共识与治国方略。长期以来，腐败成为危及执政基础、损害改革转型正义与成果公平分享、破坏官民互信的政治毒瘤。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即是为了因应腐败的蔓延与恶化态势。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所以引起全社会关注，是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的“法治全会”。这是一次融合“反腐”与“善治”双重目标、服务于“治理现代化”整体事业的重大改革决断。

　　此次“内外联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打造“制度之笼”，通过跨国刑事司法协助体系克服“法治有国界”的主权限度，以面向人类共同利益的协作式司法最大范围地打击贪腐，造就“反腐无国界”之理想反腐制度条件，打造出法治反腐的无缝天网，必将令腐败分子走投无路、无所遁形。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