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丰同志”历史往事：打虎失败 南京借酒消愁

励志社旧址位于南京中山东路307号，即现在的钟山宾馆

1948年，蒋经国在励志社办公室留影

励志社一号楼外景

励志社一号楼内部

励志社一号楼301，原蒋经国办公室兼住所

　　热播剧《北平无战事》刚刚收官，剧中有个角色叫 “建丰同志”。这位一口宁波腔、从未露出过正脸的“建丰同志”，在幕后操控着“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和“铁血救国会”，“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企图力挽国民党溃败的狂澜。然而最终他的计划全盘落空。

　　剧中的“建丰同志”，正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在剧中，他第一次“出场”的地点就在南京。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韩文宁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建丰同志”那处神秘的办公地点，如果要和实际地点对号入座的话，其实就位于今天中山东路307号钟山宾馆内的励志社一号楼。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文 赵杰/摄

　　留学归来

　　“建丰同志”早年叛逆

　　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现在的钟山宾馆。时光倒回到80年前，这里被称作“励志社”，是一个具有联勤与军官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向来被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所倚重，是他们娱乐待客的首选场所。

　　南京大学历史系韩文宁研究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他并没有仔细观看过《北平无战事》，对电视剧里的“建丰同志”也不太了解，但从史料来看，蒋经国与励志社的渊源的确颇为深厚。“电视剧的情节从1948年7月5日展开，而实际上，早在1937年春，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到中国时，就曾在励志社住过。”

　　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在苏联期间，他曾数次撰文谴责父亲的反革命罪行，尤其是在致母亲的公开信中，他曾绝情地说：“我对他（指蒋介石）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由于父子间有过这么激烈的冲突，因此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对这个“离经叛道”的儿子颇有怨气，不肯见他。后来在吴稚晖等人的斡旋下，父子关系才解冻。

　　虽然和儿子的关系得以缓和，但蒋介石认为儿子在苏联“中毒”太深，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他在老家溪口请了一位博学多才、古文底子好，且又有洋经历的徐道邻先生，为儿子专门补习中国传统文化课。

　　当时的蒋经国一心跟随徐道邻研读，那段日子，他多次往返于溪口与南京，到南京后则下榻励志社。在励志社期间，生活全由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负责。由于蒋经国在苏联生活长达10年之久，喜爱吃俄式西餐，黄仁霖特意让人悉心安排。

　　抗战归来

　　住宿办公都在南京励志社

　　抗战开始后，蒋经国被派到江西锻炼。这一去，就是8年。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军事委员会被裁撤，设立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原任复员管理处的副处长蒋经国负责筹组国防部下属的预备干部管训处。

　　那一段时间，蒋经国带着一个机要秘书，就住励志社二楼，共两个房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过方孟敖案件后，曾可达去找“建丰同志”汇报工作，秘书带他到了一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孰料，“建丰同志”并没有露面，只是在内屋和曾可达通电话。电视剧里的这处地方，如果要和实际地点对号入座的话，那应该就是蒋经国在励志社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同时也是他的卧室。

　　韩文宁说，当时，蒋经国的俄国夫人蒋方良和两个孩子并没有住进励志社，而是远在杭州，长期住在西湖一号的一栋小楼里，夫妻俩不定期地在南京或杭州小聚。

　　蒋经国为什么要让夫人住在杭州？原来，当时的苏联大使馆就在南京的大方巷、颐和路一带，蒋家人担心蒋方良一旦来到南京，会和苏联大使馆密切接触，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蒋家的这种防范，对于解救国民党当时的困境，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1948年的中国，政局堪危，经济秩序每况愈下，国统区的物价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由于货币贬值，很多门店、学校都拒收国民政府的官方货币—法币。情况就和电视剧里一样—崔中石在南京的一个茶楼听曲，茶楼跑堂拒绝他用法币支付，而是要美元；崔中石的夫人也说学校早就不收法币了。

　　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上台伊始，他便施行新政，有心遏制物价，打击投机，以稳定时局，挽回民心。这次改革，他要倚重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蒋经国。给父亲的信

　　痛陈政府空前危机

　　1948年6月，住在励志社的蒋经国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书，面对国民党军事、政治、财政的空前大挫败，他直言，国府存亡绝续实已至最后关头，要想保留实力，唯有撤退台湾一途。在信上，他写道：

　　“最近二星期以来，儿曾与沪杭等地之负责官员深谈国事，并私访民间，接近商民、工人，以至乞丐难民，在各方面所得之感想殊深，经过日夜之考虑，儿不得不忍痛直呈大人者……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上海经济问题确极严重，儿对此事经过详细之调查，拟定一方案呈请大人核示，但非下最大之决心，实不能使此方案得能实施……”

　　儿子的这封家信，深深触动了蒋介石。国军在各个战场接连失利，恶性通胀及金融乱局危如累卵，正如蒋经国所言，“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于是，蒋介石在布置京沪防务和准备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后撤台湾的准备。

　　打虎失败

　　借酒消愁、醉倒励志社

　　1949年8月，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8月20日，蒋经国离开南京去上海，督战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开始“打老虎”。

　　在离开南京之前，蒋经国写下一篇日记，他写道：“今晚离京赴沪。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值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

　　从日记可以看出，“打老虎”伊始，就有很多人闻风而动来找“太子”说情，但他决心已定，“抵制有关各事”。

　　遗憾的是，正像蒋经国在日记中担忧的那样，到了上海之后，真正的特权阶层确实让他束手无策。

　　“打虎”过程中，被蒋经国得罪了的杜月笙，故意为蒋经国端上一个烫手山芋—孔祥熙儿子孔令侃一手经营的扬子公司非法囤积大量物资，请予查处。

　　1948年9月30日晚，检查组从扬子公司查获新型汽车100辆，配件几百箱，西药200余箱，货物500余箱。见蒋经国来势凶猛，孔令侃也急了，当晚就打电话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迅即飞抵上海。

　　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经各大报刊大肆渲染，国人都在关注蒋经国如何处置。一边是民心所系，关系到“打虎”的成败，一边是宋美龄的求情，蒋经国一时骑虎难下。

　　蒋介石于10月8日由北平前线飞抵上海，听闻蒋经国的汇报后，直言别再追究孔令侃，让他远赴美国，将扬子公司的物资标卖。蒋经国只能听命于父亲，轰动一时的扬子公司案就这样草草了结。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很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情绪极度低落。

　　回到南京励志社住所后，蒋经国一度陷入绝望，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时而大哭时而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