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转行分析

　　“旋转门”是美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的是政府官员、思想库和大学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而今，“旋转门”现象或将成为中国政坛的新景象。

　　“旋转”的好处

　　有评论文章分析，从宏观层面来看，这种中国“旋转门”现象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环境变化的结果，具有某种必然性。

　　从制度而言，中国官员到高校任职，表明公务员职业的永久性和稳定性传统被打破，官、产、学三者之间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

　　从现实来看，一方面，社会发展与干部制度改革对官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承受的工作和心理压力较过去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从政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官员离开官场，进入学界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渠道。

　　从文化上说，由于社会提供了发挥个人天赋和成长的各种环境与空间，“官本位”的行政文化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此外，大学也因这些有着管理经验的干部的加入而融入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其管理方式、学术环境以及整体氛围也在变化。

　　从微观层面而言，官员到大学任职，说明中国政府官员的价值观开始走向多元，更多地从自己的兴趣和个性出发来重新选择和定位自己，同时愿意经历不同的人生历程。

　　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官员到高校任职，在学界与政界之间以某种形式形成良性的人才互动机制，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利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一些官员多年的从政经历培养了他们广阔的视野和出色的管理能力，退休或离职后到高校任职，可以使他们的经验和能力继续发挥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官员高校任职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

　　官转学：无奈还是主动

　　当前，对于“学转官”，大家趋之若鹜。而“弃官从学”者仍然很少见。而那些“弃官从学”究竟是“事业之选”，还是“利益之选”，抑或是“无奈之选”呢？

　　一般而言，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士年轻时都充满了对未来、对事业的无限憧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到中年，理想化的东西开始减少，考虑现实的需要成为主流，改善生存状态的努力往往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念头。

　　于是，理想开始分化，理性开始回归，自我意识更加清醒。到国有企业去，取得高工资，固然好，但未必能圆此梦。那么，就选择自己可以做主的地方吧，大学便成为不错的选项。这可以看作是“无奈”之选。

　　从克服“官本位”和促进人才流动的意义上说，我们宁肯希望官员转换身份这件事情成为常态。那么，如何促进其积极层面作用的发挥，减少其负面影响，则需要从多方面下力气。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官本位”釜底抽薪。政府应把可以取消或减轻的管制尽量取消或减轻管制力度，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所出现的“寻租”现象。

　　官转民(商)：中国要防备什么

　　作为一种人才交流互动现象，官员高校任职如同官员“下海”一样，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其的管理，防范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

　　改革开放初期，“下海”曾是十分流行且受肯定的词汇和行为。那些成为“红顶商人”或“高薪打工”的下海高级官员大多被社会认可为能人，他们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体制的不健全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某些前政府官员利用关系网图谋私利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常常利用其权力余威为自己或雇主谋取私利。

　　虽然我国党和政府对此有许多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包括我国《公务员法》也有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限制条款由于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惩罚力度偏轻、执法体系不健全等缺陷，有时难以实施，致使官员离职后权力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