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曜中很可爱。
年过不惑，他身上还保留着一点童稚气息，和他谈话时，总会忍不住想笑，即便他正讲述的是一个艰辛或悲伤的故事。
当下社会不乏天真的成年人，但大多是刻意为之，而在廖曜中身上却是发乎自然。一个混迹官场20多年的人，还有此气质，他的仕途落寞，不亦宜乎？
这种天真，让他听上去很真实。2011年10月10日，在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任上和局长万春生打了一架，赢得许多舆论的抬举，廖曜中却说，自己并不如外界想象中那样高尚。待下去，或者离开，都是身不由己。
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不过离开之后，也感觉“春风拂面”。
老实人吃亏
2003年9月，廖曜中通过干部选拔考试，当上衡阳县副县长，分管发改委、物价局和法制办。
廖副县长当时的工资是1349元，一直过得穷困潦倒。2007年要调他到市里任司法局副局长，他不想去，原因是“房价太高”，“突然调我过去我生存不下去”。事实上，当时衡阳市区房价还是每平方米2000多元。
在衡阳县，他有套二手房，90平方米，4.08万元购入。离开衡阳县的时候，他转手卖出，几年间增值50%，卖了6万多元。“赚了2万块！”说起这个数字，他眉宇间还有点孩子般的兴奋。
这对他而言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说自己干了4年副县长，亏了十几万元，离开的时候是负资产。
所谓“亏”，指的是人情往来。每逢年节，给上级或者本地更大的领导送礼是一种风气，对仕途仍有期待的廖曜中也不能不跟风。他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年是3万元左右，送礼就得花掉一大半。“送的都是血汗钱，送得心疼啊。”
他也是县领导，也能收到一点，但主要是土鸡、草鱼、特产一类，那是因为帮了别人的小忙（如办个低保），他还常常拒绝，让对方送去给实际办事的人。这样，在衡阳县为官4年，他一直是“借债经营”，从亲戚朋友处借了好几万元。
到了衡阳市司法局，工资涨到2888元，廖曜中才“稍感安慰”。
衡阳市新城区有个小楼盘，顶楼是个复式，200多平方米，太大了不好卖，所以价格不高，40.8万元，每平方米折合不到2000元。
廖曜中想买，但囊中羞涩，他想了个办法：先用公积金贷款12万元作为首期，然后再到银行办理余款按揭，两头贷款。于是，廖曜中在衡阳市有了一套大房子。
廖副局长的工资后来涨到3400元，加上做法援律师的差旅补贴每月1000元左右，一年下来能有5万多元，两边按揭，每月还公积金贷款1200元，银行贷款2400元，收入所剩无几。
生存之道
廖曜中家的大房子里没什么高档货，摆设陈旧，物品凌乱。泡茶用的桌子颜色突兀，而且高得过分，坐在沙发上喝茶，几乎要伸长脖子往上望。看到客人不舒服，他一脸歉意。
四五十平方米的天台上种满了菜，冬天大多是小白菜，密密麻麻足有几百棵。
到了夏秋时分，菜的种类就会多起来。瓜棚有冬瓜、丝瓜，冬瓜长到1米长，丝瓜有成年人的小腿这么粗。
“这么大，你信不信？”他比划着，突然转身，快速跑下楼去，抱上来一箩筐晒干了的大丝瓜，证实所言非虚。楼梯底下还存放着四五个大冬瓜，果然也大得惊人，都已开始发霉了还舍不得扔。“去年冬瓜特别多，都吃怕了，现在看到都有点儿反胃。”
楼顶种菜本来成活艰难，而且土层很薄，但似乎天知人困，廖曜中家的瓜菜，一直都是铆足了劲地长，大得吓人，丰产的季节，家里青菜基本不用买。葡萄架子上吊满了葡萄，使劲吃都吃不完。
2月27日晚上，准备做饭，他下楼拿上来一把小锄头，到天台来挖菜。那是一种类似荞头的东西，但味道不一样，廖曜中说，这是自己衡南老家周围数十公里才有的，在别的地方吃不到。
“这东西，用来煮鱼味道特别好。”挖了一会，才想起什么，转头对年幼的女儿说：“去，问问你妈妈家里有没有鱼！”
廖曜中已经不当领导。他的朋友周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廖曜中法学造诣很高，很早就拿了律师资格证，现在都读到博士后了，不当官可以转行去高校当教授，一样活得好好的。
廖曜中一听就摇头：“不行，收入太低了！”他说自己十几年前就是市委党校的法学讲师，教书是很在行，但耽误太久了；而且他了解过，教授一年也就拿七八万块钱。
女儿在长大，家庭责任在加重，现在的廖曜中确实对挣钱更感兴趣了，他满心希望当律师可以挣到更多的收入。
周先生说他，你这么穷，以前当副县长怎么就不动动脑子，用权力谋点私利？
廖曜中说，那是因为没有机会。一方面，自己分管的部门没什么实际权力，无法给人带来好处，自然无人相求。另一方面是，自己一直没能和本地干部“打到一起”，衡南县人，在衡阳县为官，是个外地人，总被提防着，官场的圈子早已成形，就像洋葱，层层互相包裹着，圈子外的人挤不进去。
廖曜中不想冒充圣人，他说如果自己有机会，也会以权谋私，只是违法程度会低一点，也不会那么张扬。官场中人，抨击腐败者常常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这是现实，“如果能腐败，可能就觉得腐败也无伤大雅了”。
现在的廖曜中则庆幸当年自己“没机会”，否则今天怎能坦坦荡荡面对记者？
以前他也想走“领导路线”，去送送礼，拉拉关系，他的确这么干过。只是自己钱太少，“丢到水里都不响一声”，不起作用。常识是，权钱交易让腐败成为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想搞关系往上走，得有钱，要有钱，得先腐败，廖曜中却像是经过多年实践才摸清楚这个道理。
“混官场，并没外面想的好。”廖曜中说，跟自己同级别的一些官场朋友，经济上一样很艰难，那些不腐败官员的生活其实是值得同情的。
现在反腐如台风，许多公务员叫苦连天，社会则反唇相讥。作为一个同样痛恨腐败的人，廖曜中却为一般基层公务员群体鸣不平。“我们单位（衡阳市司法局）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就是2500元，我做副局长有些补贴，加起来也就4000多元，生存确实是很艰难的。”
廖曜中身为副局长，也要出去“赚外快”才能维持生存。他是近水楼台，接近案源，同时精熟法条，深谙诉讼，可以帮人代理官司，从中获得一些报酬，一年下来，收入也有数万元。
民事、刑事、维权，他都愿意接，但原则是不枉法。去年春天，他帮宁乡县大屯营乡梅湖村荷叶组村民代理土地维权，另一方试图买通他，送来5000元红包、一箱酒、一条烟，廖曜中转手就将钱物交到村民手中，作为证据。
代理官司，有时他也不为钱，看到底层者遭受不公，也会仗义出手，分文不取。
或许是担心记者不相信，他又跑下楼去，找来一些卷宗，指着一个叫“邓老四”的名字说：“这是郴州桂阳县的一个可怜人，义务给他代理，来回几趟我还花了千把块钱路费。”
局长打架
本来仕途平淡，默默无闻，让廖曜中为世人所知的，是他与时任衡阳市司法局局长万春生打了一架。
那是2011年10月10日，局领导班子开会，万春生提出要让一名女性进入法援中心，而法援中心是由廖曜中分管。
廖曜中认为程序上不妥，法援中心历来逢进必考，而这名女性没有经过正常考试、考察程序，为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万春生很生气地拍了桌子，廖曜中也拍桌子。吵了一会儿，廖曜中拿起茶杯，起身离座，万春生问他去哪里，他说要去纪委告状。
“他知道我说了就会做，所以把我拦住，跟我继续吵。”廖曜中描述，吵的时候，万春生指手画脚，手指点到了自己的头发。“我以为他要打我，顺手把他一推，他就倒在地上了。”
万春生爬起来，当头就是一拳。廖曜中说自己书呆子一个，被逼急了也不是好惹的，马上揪住他的衣领就要动手。谁知此时门口冲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科长紧紧抱住他。万春生趁机拳如鼓点，招招直取头部，打得自己的眼睛肿起来老高，好几天都闪个不停。万春生还踢了他好几脚，他被人抱住，只还了一脚。
“还好这家伙没什么力气，否则我该被打瞎了。”
媒体报道中，那是因为一件具体的人事安排抵牾导致的不理智行为，但其实是经年累月的矛盾积累所致。
廖曜中是2007年10月23日进的司法局，万春生则是在2008年6月4日。廖曜中说，他一来就太霸道，拉起一个小圈子，把其他局领导架空。“他本人霸道也就算了，连他的司机都气势汹汹，一个司机，也敢管副局长、局党委的事情，监视着我们的言行。”
“在4个副局长中，我还算是尽量迁就他的。胡、单、曾三位副局长，对他更不满，最后才轮到我，但他们比较能忍，我忍不住。”
廖曜中介绍，曾姓副局长是一位女性，有一次因为财务问题提了反对意见，被万春生拍桌子大骂。曾副局长一介妇人，受此委屈，把手里的杯子扔在地上。万春生当着局班子成员的面，把办公桌上别人的茶杯一一抓起来，摔得粉碎，吓得大家心惊肉跳。
廖曜中说，自己曾是一头“官场绵羊”，从不张牙舞爪，对于腐败行为，并不会主动介入。曾有人跟他举报，某某财务干部贪了多少钱，他只是叹口气，官场之大，我能奈何？为求自保，“不损害我的利益，他把单位的保险柜抱回家去我也没办法啊”。
一直以来，他都希望以屈从换得风平浪静。矛盾最终公开化，是因为他的确受到了直接损害。他说，很早以前市里就已经有意擢升自己，打过招呼，然而万春生一直拦着不放。“意思是说，无论再大的领导要提拔你，在局里你过不了我这一关。”
廖曜中自己认为掏几万块钱可能也就摆平了，但他心中不服。到司法局之前，廖是衡阳县副县长，万是南岳区区委副书记，两人平级，南岳区一共5万多人，衡阳县一个乡就十几万人，廖曜中认为自己的能力、经验一点不比万春生差。然而，“我靠学历、能力和与领导的君子之交求得升迁，却被耍手段的人紧紧压制住”。
他认为继续屈从没有任何意义，点头哈腰，不断丧失尊严，但别人根本不领情，反而觉得你有求于他，变本加厉。所以，以后万春生提出的任何事项，他都坚持按规定办，不符合规定决不同意。
为此，打架之前，两人的关系已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出走官场
打架之后，万春生被调去市政协做副秘书长，而廖曜中则去了市贸促会做副会长。他提出，贸促会与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干，想去市委党校继续当教书匠，但市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说，党校不敢要。退而求其次，电大也可以，但电大也不要。
廖曜中性格温和，在以嗓门大著称的湖南人中，他细声细气，还带着点儒雅，他说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然而“一打成名”，在旁人看来，他成了官场异类。媒体报道之后，廖曜中更有了“刺头官员”的名声，还被网友认作“反腐英雄”，为官者敬而远之，躲着他走。
此事之后，廖曜中在衡阳体制圈子内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在衡阳县做副县长的时候，他是个外地人，而现在在整个衡阳官场，他似乎都成了“外地人”。
他的为人，让他在衡阳官场有很多朋友，他相信彼此感情依旧，所以，当问及衡阳贿选案的时候，他不想多谈，因为其中牵涉的许多人，都是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他相信，自己在朋友圈子内仍然可以得到公正的评价。
然而官场总归是现实的。《南风窗》记者让廖曜中提供一个体制内朋友的电话，以便了解圈子里对他的印象。上午打过去，对方简单听取了采访意向之后，就说在开会，开完回电话，然后没了音信，下午再打，再也没人接听。
不过当时的廖曜中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依然天真地相信“规矩”，继续与组织部门讲着那些他信奉的大道理。
“单位难道不是国家的，是个人的？组织部门安排工作还安排不动？我一没腐败，二没犯错，凭什么不要我？”他气愤难平。
副部长无奈地说，没办法，现在就剩下市贸促会要你，这还是因为会长是你的同学。
廖曜中听了更冒火，又和副部长顶撞起来。“就算事实是这样，你也不要这样说嘛，我一个大人，怎么听起来像是个没人要的孩子？大不了我不干了。”
他有了辞职的意向，但家里人不同意。出身农村，官本位的思想在亲属脑中根深蒂固，一人为官，全家荣耀。上世纪90年代初当乡团委书记，他不想干了，去考读中央党校的法学研究生，家人就曾强烈反对。
廖曜中的妻子华亚萍告诉《南风窗》记者，丈夫辞职的想法只有自己支持，除了她，家里谁都不理解。“我觉得当年他去北京读研究生，读完就不应该回来，官场根本就不适合他。”
2012年2月，廖曜中打定主意辞职，然而此时身体出了问题，现实让他再次妥协—待在体制内，还有公费医疗。一病经年，廖曜中在病中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也没必要辞职了，等死算了。
2013年春节后，去北京接受中医治疗，病情好转，辞职之意再次浮上脑际。他承认自己“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此时依然很现实，5月份他还主动和组织部门沟通，希望解决正处级待遇，将来若能重回体制内，也有个好的起点，不过最后无果而终。
2013年12月10日，廖曜中离开了盘桓20余年的官场，去了北京，在中国社科院旁以3000元一个月的价格租下一间房子，一边做博士后研究，一边当律师。
深圳一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小平是衡阳人，有个案子正由廖曜中代理，他说，廖律师十分敬业。
离开了，也就解脱了，形容现在的感受，他说是“春风拂面”。
作者：李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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