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1996年春天，留在呼和浩特市民脑海中，更多是有关严打的记忆。
那一年春天，呼市警方在当地新华广场召开“严打”斗争公开打击处理大会，“吹响首府严打斗争的进军号”。会场西段由3辆首尾相接的大卡车做屏障，悬挂巨大的横幅。这也是呼市几年来公开宣布处理的违法犯罪分子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官方媒体报道称，围观群众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地说：“‘严打’太及时了，这些人渣不出，社会无宁日。”
自此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风暴在呼和浩特展开，其中，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局破获“4.09”、“4.10”、“4.19”三起特大杀人案。呼格吉勒图便是“4.09”案的主角。
6月10日，一场公审大会在呼市乌兰恰特电影院内召开。犯人在那台上，台下是乌压压的围观人头，呼格吉勒图的母亲便挤在人群中，但是被挤得太远，看不清儿子。
那次公审大会成为呼格吉勒图家人终身难以面对的记忆。然而在当时，类似的公审大会正在全国召开。1996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展开了第二次严打。
中国严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后，全国刑事案件数量猛增，1981年跃升至89万起，上升48.3%。1983年，内蒙古“六一六特大强奸杀人案”等震惊全国的大案频发，中央震怒，于是一场持续5年的“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行动拉开序幕。
此次严打的效果并未具有持续性，1988年案件数量短暂回落后，数量反弹飙升，
1991 年增加到236万起。1995 年，全国犯罪总量和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均远超80年代的水平。
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促成1996年-1997年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
呼和浩特市民对两次严打记忆颇深，老市民称，1983年第一次严打时，呼和浩特市时常开严打大会，大会的地点多为广场、电影院和学校操场。每次死刑犯都要被押台上，双臂反绑，背插名牌，全程猫着腰抬不起头。宣判之后，死刑犯便被押上贴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字样的 卡车，开往刑场。一些胆子大的年轻人还会跟车跑过去，观看枪决过程。
一些市民至今仍能熟练背出当时的“套话”：XXX罪行累累，作案手法残忍，社会危害极大，立即执行枪决，马上执行！
到了第二次严打时，虽然时代已跨入九十年代，但公审大会的形式并没有太多改变，而严打行动本身依然是追求“从重从快”。
资料显示，1996年5月3日，自治区“严打”斗争小组考察呼市后，强调此次斗争“时间紧、任务 重”，呼市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为全区表率。
呼市退休检察官严力（化名）回忆称：“当时我在检察院公诉科工作，公诉科是要求加快办案速度，而批捕科在重大案件时可以提前介入，就是公安还在侦查的时候，批捕科就开始跟着介入”。
他形容严打时，工作时间已忙到“白天8小时，晚上8小时”。时间加快源于政策要求“公检法都赶时间，形成一种声势”。
严力说，83年严打过后，公检法系统曾经进行过反思。“第一次严打时，并不重视办案质量，96年严打时，虽然快捕快捉是一个大方向，但要求更严格，只是当时法律从业者普遍水平不高，专业人士有限”。
他认为，中央严打的初衷是对的，但在地方执行中却存在一定问题，“凡是命案必破，破案就能立功受奖，就能加官进爵，严打变成了抢功劳，这是（问题）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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