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 汪红）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决定》一出，立即引发法学界强烈关注。
日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召开“民法总则立法研讨会”，数十位民商法领域专家到场建言献策，研讨会开了8个多小时，连午餐时间，专家们都是边吃盒饭边交流想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对《法制晚报》记者说：“编纂民法典，是民法学界几代人的期盼，从法治社会准备程度和学术界力量来看，现在编纂民法典的条件都是最好的。”
决定解读
民法社会是编纂民法典基础
孙宪忠说，改革开放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等法律作为民法特别法，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民法典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普通老百姓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遗嘱自由；能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合作形式、内容；依法任意处分财产，这些都是“意思自治”的表现，而“意思自治”正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孙宪忠认为，这些说明我国民法社会已形成。
民法社会需要一部基本法律把相关法律整合起来，这就是民法典。依法治国需要切实的步骤，需要对人民的权利、财产权利进行切实保护，一个国家要讲求法治，必须把推进社会进步的理想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规范中，就要靠民法。
可用民法调动人民的创造力量
孙宪忠表示，欧洲历史上的民法典运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过去被统治的普通老百姓的权利，通过法典方式系统化和科学化，彰显人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损害人民权利。
很多国家在编制民法典前，政治、法制、文化都较落后，编制民法典后逐渐走向现代文明。拿破仑曾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 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一切记忆。但有一样东西不会被人忘记，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孙宪忠说，民法典突出人民在国家中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调动人民的创造力量，促进国家发展；同时，又将每个人的行为、每种社会关系甚至是家庭中的夫妻关系，都通过法典形式进行规范。
要反映网络消费等现实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说，能够在党的《决定》里写进“编纂民法典”，反映出党和国家对民法典制定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民法典将尽早问世。
王利明表示，中国民法典应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
中国的民法典应立足中国国情，要对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
同时，民法典也要反映我国改革不断深化对民事立法提出的新挑战。
我国网络经济规模已超过6000亿，居全球首位，必然涉及金融消费者和网络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以及交付平台、支付平台等法律地位的确立。
国际惯例也应成为立法渊源
王利明教授表示，民法典必须反映经济全球化趋势，使我们的交易规则尽可能与国际接轨，减少跨国交易中所遇到的法律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将来国际惯例、交易惯例会越来越重要，应成为民法的重要渊源。
另外，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民法典应强调在此过程中的个人财产保护。
民法还应充分反映风险社会的特点，将保险和社会救助结合起来，强化对受害人的保护。
立法建议
细化器官移植、代孕等新问题
王利明说，民法的价值在不断发展，到了21世纪，应注重人文关怀，也就是对于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对弱者的关爱。虽然私法之治仍是民法最基本的价值，但今天民法的价值已多元化，人文关怀也已成为民法的基本价值。
因此，侵权责任法有必要独立成篇，从而强化对受害人的保护；人格权法也应独立成篇，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的保护、隐私权等已面临巨大挑战。甚至个人隐私已无处可藏，隐私权成了“零隐权”。同时，像器官移植、代孕等都涉及如何尊重人和人的价值的问题；还有无纸化证券交易，也已改变了过去有价证券交易规则。
这些都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没有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应。
纳入信息控制权、环境权等新权利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渠涛表示，“编纂民法典”被写在《决定》中“建设公平社会”段落，这说明民法典应更充分体现公平。在社会公平方面，是否应考虑把不当得利制度再扩展，用于矫正社会不公平，把恶人排挤出去。这样的价值是民法典立法必须做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姚辉教授说，虽然最高院的指导性判例只是参照使用，但判例作用非常大。现在对判例的使用更多是作为以案说法的工具，用它面对一些不便处理的情况。能否借用总则法源条款将判例地位确定？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士国表示，民法就是市民法，它调整的社会关系不是政治关系，而是市民社会关系。
现在有许多新权利，如环境权问题对现代人来说是基本权利，还有信息控制权、隐私权，随着热影像技术的发展，人在楼里都能看到，如果这个技术不控制，任何人花钱就能买，特别是借此滥用公权力，都是民法应考虑的问题。
此外，在我国把家庭或户变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尤其重要，农村经济是以此为基础的。
先将民法“通则”编制成“总则”
孙宪忠强调，我国已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商法，应该是社会的一个基本法，不能再认为民法只是一个部门法。
编纂民法典首先要编制民法总则，它是民法中最基本的理论和制度体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曾两次提出，《民法通则》只有156个条文，发挥作用的不到10个，140个条文都被其他法律替代了，《民法通则》实际上已被“掏空”。
《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民事行为要遵守国家计划，法律中还有国家授权成立企业等规定。
姚辉教授说，必须避免条文中有过多政治性的呼吁，法律要通过具体制度来推进社会进步。
孙宪忠说，有些法律制定时未考虑与其他体系的协调，如合同法制定几乎没考虑到物权法问题，制定收养法时没考虑婚姻法问题。
孙宪忠建议，人大法工委应对这些问题尽快给予重视。编制完民法总则，民法体系形成后，民法典的编纂才顺理成章。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李永军教授说，编纂民法典需要理性，应总结几次起草民法典失败的教训。很多人认为把民法通则、债权责任法、合同法和物权法一整合就可以搞一个民法典出来，这不太可能。
本版文/记者 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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