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过去了，对于福建籍商人陈印通来说，“1371万元”仍然只是纸上的数字。
这一数字曾写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区法院”）2012年11月的一份生效判决。如果一切顺利，他可以很快拿回被拖欠的1371万元货款，并获得相应利息。
欠款的是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商人康洪君。在衡水当地，康洪君任总经理的“康氏贵族实木家具有限公司”颇有名气，康本人也在另一家注册资本3300万元的公司任股东。
但现实并未如愿。陈印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通州区法院曾两次向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桃城区法院”）委托执行，但没有效果。桃城区是康的公司所在地。
最高人民法院曾将司法执行概括为“五难”：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在近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执行难”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陈印通没有想到，这“五难”，自己几乎全撞上了。地跨京冀、持续两年，这起千万元标的的案件，正成为司法执行难的典型样本。
两次发函委托执行
“应该半年多就能拿到钱了吧？”收到一审判决书的时候，陈印通没有想到，这笔法院判决给付的1371.86万货款，一拖就是两年。
陈印通从福建远赴北京经商已20多年。1998年，他在北京市通州区开了一家申锋木材厂。
2010年，陈印通开始与一个叫康洪君的人签订供货合同。这些合同中，乙方是陈印通的申锋木材厂，甲方则为衡水康氏贵族家具公司，法定代表人填的是“康洪君”。
康洪君所“代表”的康氏贵族家具公司，实力不容小觑。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员工1169人，建筑总面积17万平方米，拥有北京、上海等十几家国内销售网点。康洪君是总经理，董事长为一康姓女士，二人系亲属关系。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衡水当地一家较大规模的家具城也看到，大屏幕正播放“康氏贵族”的宣传片，屏幕右侧悬挂着该公司的巨幅广告。
陈印通与康洪君的合作后来发生纠纷。2012年11月，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陈共计向康提供了价值2358.88万元的木材，但康仅付了987万元，尚欠1371.86万元。
按照判决，康洪君须给付陈印通货款1371.864949万元及违约金。
“但是，康洪君一直没有还钱，我很长一段时间也联系不上他。”陈印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14年，通州区法院拍卖了康洪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房产，共得300余万元。目前，康在京的存款、房产等财产已执行完毕，但离判决的数额还差1000多万元。
康洪君在衡水市桃城区的财产成为陈印通的希望。陈印通说，康在桃城区的公司还存放着大量木材，在另外两家公司也持有股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在其他省（区、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将案件委托异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2013年8月30日，通州区法院向桃城区法院发出《专项委托执行书》，委托其拍卖木材及公司股权。
通州区法院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桃城区法院没有接受此次委托。4个月之后，2014年1月10日，通州区法院再次发出了《委托执行函》。
陈印通表示，尽管桃城区法院两次受委托执行，但判决生效已经两年了，他既没有拿到货款，也联系不上康洪君。
据北京电视台报道，其实，在首次发出委托执行函之前，通州区法院曾派法官到康氏贵族厂区，桃城区也派员协助，但保安把大门锁死。最终，法官没有发现康洪君的身影。
报道称，法官发现，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康氏贵族”，其实没有在工商注册。这意味着，与陈印通签订那些供货合同，“康洪君只能以个人来承担责任”。
不过，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有公开资料称，“康氏贵族”公司隶属于衡水春雨园林工具有限公司，后者注册资本为3300万元。
这家公司与“康氏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工商资料中，康洪君为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则是“康氏贵族”的董事长康女士；“康氏贵族”的官方网站显示，其公司地址与春雨园林工具公司在工商登记中的地址一模一样。
名下房产被过户给亲属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通州区法院首次发出委托执行函之后，过了将近两个月，2013年10月，康洪君位于上海的一处价值大约千万元的房产，主人变成了其亲属康女士。
此次更换主人，与发生在桃城区法院的一场官司有关。
2013年10月23日，桃城区法院作出执行裁定，称康洪君本应给付一位严姓女士货款295万元，但没有按照法律文书履行。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法院裁定，将康洪君名下的上海某处房产转移、变更的新主人，不是严女士，而是康洪君的亲属康女士。
裁定的依据是早前1个月的一份《民事调解书》。这份由桃城区法院作出的、落款为9月11日的调解书显示，严女士与康洪君发生了买卖合同纠纷，法院查明，因销售钢材，康洪君拖欠严女士货款295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严女士系衡水市一家橡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515万元。
严女士告诉记者，她现在并不做钢材生意，当年与康洪君交易的缘由是，她做了一项工程，收尾的时候还富余一些钢材。她称，康洪君的那处上海房产被抵押给了包括她在内的衡水市多家单位。
“康洪君老给不了钱。”严女士的说法是，之所以把房子转移给康女士，是因为康女士出面，拿出现金把钱还给了他们，“反正我们收到钱，就给房子‘解包’”、“谁出的钱，房子就给谁了。”
“解包”的进展十分顺利。在执行裁定作出的两天后，2013年10月25日，桃城区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当天下午，上海市松江区房地产登记处受理了这一变更申请。
这是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的一块工业用地，宗地面积50245平方米。土地上是一栋竣工于2008年的7层工厂，面积1935.33平方米。2009年，康洪君获得了房地产权证。
2013年11月4日，康洪君名下的房产证被注销；11月18日，康女士申请了房地产登记，登记种类为“强制转移”。
从达成民事调解到完成房产转移，整个过程花了大约两个月。
陈印通告诉记者，后来，衡水市一位法官私下告诉他，康洪君在上海可能还有些财产。2014年5月，通州区法官前往上海，这才发现上述变化。
对此，通州区法院一名法官表示，现今的司法实践中，执行裁定已较少采取“以物抵债”的形式，“就算是以物抵债，按道理也应该是变更到债权人的名下，为什么变更为案外人康女士？”
“如果康女士代替康洪君还钱，那么，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法院介入做这个执行裁定？”在陈印通看来，此举并不合适。
他认为，通过这场诉讼，康洪君“合法地”转移了名下财产，自己的希望再次落空。
衡水市检察院称正在调查
令陈印通感到意外的是，如果单从执行裁定来看，康洪君只拖欠严女士295万元，但用来抵债的上海房产价值千万元，明显不对等。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互联网交易平台上，这栋7层的工厂周围，多处规模相近房产的出售价格在1000万元上下。
而在房产转移给康女士之后，2014年3月，该房产整栋被抵押给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支行，债权数额是1200万元，是295万元的4倍多。
陈印通已向衡水市人民检察院举报此事。检察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件正在调查，至于为何房产转移到康女士名下，目前没有最终调查结果。
这名工作人员解释称，康洪君有多个债权人，有的起诉时间比陈印通早，相当于“瓜分”了上海的房产，“人家确实更先明确地知道康洪君有上海的房产”。
此前，严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答复了类似说法。
对此，通州区法院的法官表示不予置评，“毕竟，这次房产转移是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的，如果是违法的，也应由上级法院来纠正。”
他用“太难了”来形容这起案件的执行。关于康洪君公司的木材，他表示不好确认是否属于康洪君个人的；至于股权拍卖，要先进行公司审计、公司提供账目之后进行。
截至目前，康洪君的名字依然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的“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其“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是“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连日来，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康洪君、康女士，但电话或关机，或无人接听。
陈印通的木材生意已经艰难许多。“资金周转不过来，还要还银行贷款，都是钱。现在只能东挪西借，做别的生意。”他说。
为何委托执行的判决至今未果，其中有什么难点，房产转移给康女士是否有法律依据？记者联系了桃城区法院执行局宋姓负责人，他表示，采访须由法院外宣部门同意。
在桃城区法院，一名卢姓外宣负责人以“采访手续不齐”为由，婉拒了采访。他进而解释，北京电视台此前已报道过此事，现在需要还原事实，接受采访比较慎重。
该法官说，在北京，如果法院执行裁定以物抵债，通常应该委托有评估资格的机构进行评估，或者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
对于陈印通来说，他暂时没能明白一些问题：康洪君本人，怎么才可以联系得上？可执行的财产，要到哪里去查？找到了，什么法院可以执行？判决两年前就生效了，货款，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拿到？
一系列疑问，在这位东奔西走的公民心头挥之不去。
本报衡水1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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