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我国发布的“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到期日，如今仅剩3天。昨天，外交部举行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徐宏司长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10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谈判，这种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外交部和驻外使馆是沟通两国追逃合作的重要枢纽，他们是如何配合相关机构进行海外追逃追赃的呢？记者采访多位经历和了解追逃工作的外交部前大使，对“六步追逃”进行揭秘。
前期工作
缔结追逃追赃条约，任务分工到具体司局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徐宏司长介绍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主要工作。主要包括对外谈判缔结司法合作类条约，构筑追逃追赃法律合作网络。截至今年11月，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生效，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46项已生效；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履约和相关工作；建立司法和执法合作机制，构建追逃追赃机制化平台；协助配合办理重要案件。
徐宏介绍说，自上世纪80年代，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即开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办理国际追逃追赃案件。1990年4月，劫机犯张振海从日本引渡回国，这是中国第一起成功引渡案例。
2004年4月，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合作平台，成功将涉嫌侵吞中国银行数亿美元资金的主犯余振东遣返回国；经多方努力，2011年7月，藏匿加拿大长达12年之久的厦门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遣返回国；2012年8月，涉嫌巨额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高山在我们持续政策攻势和强大缉捕压力下从加拿大回国自首。
中国前驻蒙古国大使、前驻米兰总领事高树茂告诉记者，外交部重视并要求部内部署各单位和驻外使领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境外追逃追赃。相关职能部门会对各项工作进行责任分解，任务分工到具体司局，并明确规定了牵头单位及协办单位的职责。
发出通知
使馆联系当地部门，发出正式追逃通知
高树茂说，国内主管及有关部门首先要共同协商，并对外逃者作出引渡、遣返等决定。国内部门会将有关情况以较为隐秘的方式通知驻外使领馆，确保通报内容不会外漏。驻外使领馆接到通知后，就要配合其工作，找到驻在国的相关机构与其进行洽谈和磋商。
初步的接触要由使馆进行。“找谁谈、人家愿不愿谈，这是第一步。”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杨成绪说。首先，使馆要与当地主管部门联系，发出正式追逃通知，提出合作。
联系驻在国相关机构的方式比较多样，或打电话或面谈；如果事件情节较严重，可能还会以照会的形式通知驻在国相关机构。因为照会上有国徽和签署国，代表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是一种非常正式的文件。洽谈过程中，我方要对被追逃者的身份、护照进行具体了解和甄别，以保证他实为中国公民身份，而驻在国相关机构也要给予答复，随后再商讨以什么形式合作，如何合作等。
打通环节
使馆出面协助警方，追逃效率成倍提高
中国前驻哥斯达黎加大使李长华表示，有事的时候，能够“找得上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这就需要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平时工作时注意积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这些资源，协助国内做好相关的工作。
李长华指出，我们的警官到了国外之后，单独行动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在这方面，使领馆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此外，因为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上有关的条约，或者两国相互之间的协定，因此在引渡遣返嫌犯的过程中，需要打通很多的环节。一是驻在国警方的协助，可能还会有国际刑警组织参与。另外，还有国外的移民部门、机场、海关，如果要坐外航，还要取得外国航空的协助。必要的时候，外交部和使领馆会在这些方面予以协助，帮助打通环节，可以成倍地提高效率。
确定下落
设立专人常年追逃，华人举报顺藤摸瓜
李长华指出，由于有些贪官可能已经在国外潜逃多年，相关的证据可能已经消失。有的人隐姓埋名，要找到他们的下落，拿到他们的违法证据，就需要大量的工作。
曾任中国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和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一秘、研究室主任的陈文照在追逃贪官上可谓颇有心得。他认为，使馆凭借独有的消息源，也可以成为追查逃犯的关键一环。
“很多在当地生活了多年的华人，比我们的眼光还要犀利。”陈文照回忆说，曾经有华人给使馆打电话说，有个人很可疑，每天低着头来吃饭，吃完就走，从不与人交谈。这名华人说，“没做坏事干吗鬼鬼祟祟，肯定是不法分子。”相关部门事后前往调查，果然没猜错。陈文照说，不少贪官就是华人主动举报给使馆的。值得一提的是，我驻外各使馆还设立专人常年负责追逃。
协商交涉
提供犯罪证据追逃，争取得到对方认同
外交部前拉美司副司长徐贻聪表示，因为涉及追逃问题，要跟对方去谈具体的情况，请求对方协助查找。有时候还涉及司法权的问题，中国需要将具体的情况说清楚，请求得到对方的同意后，相关国家才会帮助中方采取一些司法行动。
美丽的“枫叶之国”加拿大一度被外逃贪官视为“避难天堂”。杨成绪告诉记者，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就是沟通两国追逃合作的枢纽和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家愿意谈，国内的相关负责人士才能去加拿大进行谈判。人家不愿意谈，使馆还要交涉。”杨成绪说。
杨成绪举例说，在赖昌星一案上，使馆需要向当地的司法机关提供赖昌星的犯罪证据，还要了解加拿大的相关法律。在推动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使馆要让中国负责人士了解到加拿大“宁纵勿枉”的司法精神和背后的利益考量；另一方面，还要赢得加拿大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的基本信任，争取加方认同。经过多年谈判和权衡，赖昌星最终被加拿大遣返回中国，面对法律的审判。
合力追贪
双方达成洽谈结果，将外逃者引渡回国
高树茂介绍称，依据达成的洽谈结果，双方会立即展开合作，对被追逃者进行引渡或遣返。
高树茂说，2001年，他担任驻米兰总领事期间接触过追逃案件，一名国内刑事犯罪分子潜逃出国。当时中方就是通过驻外部门与该国警署等相关部门进行的磋商，最后将外逃的犯罪分子引渡回国的。他指出，驻外使领馆主要是以外交手段进行工作。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是各单位协调合作的行动，不是单独驻外使领馆独自一家完成的，各方面全力配合才能使得海外追逃追赃行动更准确、更稳妥。据《法制晚报》
声音
一些国家对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态度消极
徐宏说，中方呼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国外逃腐败分子较为集中的国家，与中方强化司法执法合作，携手打击跨国腐败犯罪，避免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
徐宏说，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仍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一些国家对于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态度消极，一些外国法官由于缺乏对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的了解，而作出不予引渡或者遣返的判决。
“克服这一障碍，首先要求这些国家增强政治意愿，摒弃偏见。同时，我们也要与这些国家进一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妥善处理法律上的障碍，探讨务实、可行的合作方式与途径。”徐宏说。
对于与外逃腐败分子集中的美国等国开展合作，徐宏说，目前与美国之间比较大的障碍是两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
“可以预期，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突破，腐败分子企图通过外逃逃避法律责任，这是一种痴心妄想。”他说。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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