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机关青年争着“被减员” 到基层工作

　　正常来说，机关里头要“减员减编”，机关干部应该想尽办法不被“核减”才对。但在浦东，机关里的公务员，尤其是那些年纪轻、成长快的公务员，却争着要进入“被减员”的15%“小名单”里。

　　这跟浦东核减15%区级机关编制的一个细节关系密切。被“核减”掉的公务员，不是被辞退了，而是通过“专岗专编”的形式，到基层的街道、乡镇、村居社区工作。

　　原来在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综合处任主任科员的叶挺告诉记者，今年5月，经过竞争，“每两个人报名只有1个能被‘录取’”，区委办有七八名公务员进入15%的序列。

　　在区委办，竞争的标准有两条：第一，优秀的后备干部；第二，没有基层经验者优先。根据这两条，叶挺被优先“选”进15%的行列。他是区里的“青年干部调研对象”，又有一年不到的外企工作经验，因此顺利进入15%的队伍里。

　　在浦东新区区政府办公室担任过主任科员的陈杰也是15%之一。今年5月进入洋泾社区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担任副主任以前，他已经在区府办工作了10年，在综合处、督察处、秘书科、应急处、市民服务热线等处室工作过，“我想真正到基层去看看，跨部门协调个事儿究竟有多难？看看为什么上面下发的政策，基层会不执行，是不是政策本身就有问题？”

　　陈杰告诉记者，区府办里“报名”进15%的年轻人也不少，“选拔”过程还有笔试和面试等环节。

　　浦东15%专岗专编人员中，有十几人直接“下沉”到村、居、社区，其中有两个人到了农村—叶挺到宣桥镇新安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原来在区委组织部任职的赵翔宇，在三林镇红旗村任村党支部书记。

　　这两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一名区委办干部告诉记者，在下基层前，赵翔宇是个出了名的“宅男”，“过去，一下雨就喜欢宅在家里或者咖啡馆里不出去，现在一下雨，马上穿着雨鞋往烂泥地里扎，就怕积水”。

　　赵翔宇的办公室里，现在常备一双雨鞋。风刮得越狠、雨下得越大，他就越往外跑，“怕积水，怕出事故”。

　　这个以往喜欢泡壶茶一个人在屋里慢慢品的“小资”男人，如今都和村民一起喝茶，“他们（村民）直接冲进来，自己拿茶叶、水壶、水杯，自己给自己倒一杯，一边喝一边跟我吐槽。”遇到言辞激烈的村民，赵翔宇还会被嘲讽两句。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叶挺。这两天，叶挺正在处理村里的一件大事：有老百姓多次到镇上、区里上访，反映有人通过转租承包土地牟利。

　　几年前，新安村的一批村民通过政策完成了“农转非”，他们将自己的土地“还给”村里，再由村里统一承包给种植大户。租金收益由村里统一收取，然后再根据每一名村民的农龄按比例分配。

　　但近来，这些种植大户想出了新的赚钱门道，引起村民不满。他们以每亩650元的价格承租农地，再以每亩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转租给其他外来承包者，以赚取差价。

　　浦东此轮看似难度极大的“减员”、“减机构”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却没有遇到想象中的巨大阻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组织部门在“瘦身”计划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既把行政编制、机构数量砍掉，又确保了平稳过渡。

　　被“核减”的人，编制既不在区里，也不在新的基层工作单位里，而是在区委组织部设立的一个临时专用编制户头里。结合青年干部本身就有下基层的需求，这样的做法，确保了“瘦身”期间的人员稳定，因为没有一个人实际“被辞退”。

　　“长远来看，区里各部门的编制、机构数量确实是少了，这样确保了未来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较小体量；短期来看，年轻人去基层补经历，做得好的如果选择留在基层，也是不错的选择。”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督察处处长张斌说。

　　张斌原来是区委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在此轮改革中，区委研究室原有的一处、二处两个处室被精简，二处撤销，研究室下仅设“政策研究处”一个处室，配备一个正处长和两个副处长。原来有两个正处长和两个副处长共4个处级岗位编制的区委研究室，被“砍”掉了一个正处长编制和一个处室。

　　张斌认为，减员、减机构是大势所趋，理应为之。

　　去年8月以来，浦东便开始深入调研。区委组织部对区内历史沿革和兄弟区县的行政机构、人员编制现状做出全面性的梳理，发现一些综合保障类部门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口径偏大，决定对这些部门合并精简。同时，组织部还分析了区内各层级干部的年龄、经历、岗位经验等因素，对比测算后形成一套包含各层级、各部门的机构和编制人员精简方案。

　　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徐雯介绍，这套方案中，机关“瘦身”既有“一刀切”，也有“切一刀”。所谓“一刀切”就是各区级机关的内设机构统一核减1个，行政编制统一精简15%；“切一刀”则是差异化的体现，“一些行政审批事项重点改革部门的精简，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