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来了，并且明白了一件事：人是有根的，而我的根的一部分已经留在南京大屠杀。只要再听到那两个词汇就永远不会忘，我是谁，我背负着什么。因为，我是那些死难者的同胞啊。”作家萨苏曾记录，当他的一位朋友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也许在过去77年，每年的这一天—12月13日，所有中国人说起“南京”，情绪都会陡然变得复杂。那个血色弥漫的冬天已不堪回首，但是这些幸存者们始终存在，顽强而孤绝。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伤疤与难以平复的苦难，也是历史最强悍有力的“活证据”。
钱江晚报记者赴南京探访多位幸存者，记录他们的心愿与遗伤。
记忆：
对于幸存者而言，那场血腥的屠戮，终生都在进行时
夏淑琴：半生都在与痛苦记忆搏斗
地铁列车行驶到南京二号线马群站附近，呼啸着钻出地面，眼前的景致一下开阔起来。微微细雨中，路边大幅广告牌上的标语清晰可见：“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这是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家最近的地铁站。12月10日上午，85岁的夏淑琴正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出一件深色而“像样”的衣服，参加13日的公祭仪式。“那些痛苦的事情，你还让我说什么呢？”夏淑琴紧紧闭上眼睛—那双眼睛因为早年流泪太多，而今已经迷糊不清。
1937年12月13日，夏淑琴一家九口人中，七口惨死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跪地求饶的父亲被枪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死后仍遭凌虐，被刺了三刀的夏淑琴和妹妹，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与亲人的尸体生活了14天。
前半生，夏淑琴无时无刻不在与痛苦的记忆搏斗。
刘兴铭：那个苦日子真是没办法说
此刻，在相距10公里以外的南京白下区瑞金路，80岁的幸存者刘兴铭正守着自家小店。上午的生意多少有些清淡，他赶紧趁机打个盹儿。
今年9月14日，与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因肺癌离世，当年的记忆，越来越多地闯进孤独的刘兴铭的梦里。
那是1937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天刚亮，汽车的轰隆声和日本兵的脚步声划破乡村的宁静。日本兵挨家挨户地拍门，“凡是男的，都被带到‘刑场’，”2岁多的刘兴铭也不能幸免。凭借着依稀的回忆和母亲的讲述，刘兴铭日后拼凑出，到了晒稻场以后，日本兵叫这些男子脱下上衣，蒙眼跪下，用机枪来回扫射。包括他的父亲和大哥在内，村里一共死了42个青年男子。母亲从死人堆里抱回刘兴铭，然后带着刘兴铭姐弟走上逃难之路。“我姐姐当时才9岁，一直背着我，走着走着累死了。我们一家五口人，转眼只剩俩人。”刘兴铭对记者摇摇头，“那个苦日子，真是没得办法说。”
隐伤：
幸存者们的衰老、眼泪与无法消散的愤懑
老先生：不愿去哭墙刻名
7年前，媒体人文心因一次采访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结缘。7年多来，她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已陆续探望了90多位幸存者。
日前，文心接到一个陌生阿姨电话，希望她能去开导下其执拗的父亲。向文心求助的阿姨，很早就听说自己的祖辈就是遇难者，她想让祖辈的名字也被刻在“哭墙”上，但倔强的父亲，对此一直三缄其口。她希望文心能帮忙做做工作。
在文心的追问下，老先生终于吐出自己的心结：他的父亲和爷爷是做法事的，那两个善良的人曾以为，日本人也推崇佛教，不会对他们大开杀戒，但当余下的亲人逃难回来，却只见两具冰冷的尸首。
这样的故事，文心听过太多太多，她甚至有些“不以为然”，直到老先生突然哇地一声哭出来，嘴里蹦出两个字：“太苦！”家破人亡后，母亲带着尚年幼的他到处乞讨，受尽冷眼与艰辛。那些回忆对老先生来说，始终像一根刺一样，时间愈久，便扎得愈深。
在多年的追寻与救助中，文心恍然意识到，对于一些幸存者来说，那场血腥的屠戮，终生都在进行时。
张秀红：耻辱感终身挥之不去
1937年的冬天，年仅12岁的张秀红被日本兵凌辱，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日本兵用枪指着她爷爷，强迫其在一旁观看。
张秀红活下来了，却带着浑身的伤痛与终身挥之不去的羞辱感。她丧失了生育能力，两任丈夫相继因此抛弃了她。文心探望独居的张秀红时，发现她的家里收拾得特别干净，而她的床是绝对的“禁区”，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这个老人下意识就觉得，自己是脏的，那种耻辱感是洗不掉的”。
“每听说一个故事，都觉得那些侵华日军真让我恶心，”最初几年，文心一度崩溃，常常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时至今日，文心坦承，她已经不太能记得起一些幸存者的名字，“然而我却清晰地记得他们的衰老、眼泪与至今无法消散的愤懑”。
凋零：
拯救与捍卫记忆，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课题
孙富祥：无法跑赢时间
而对100岁的孙富祥来说，那些苦难的回忆，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12月12日，他安静地坐在自家暖气充足的屋里，一动不动。仍然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位。
他说不出完整的话，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他告诉来访的钱江晚报记者，自己今年已经“120岁了”。直到儿媳妇掏出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老人的眼神才陡然一亮，似乎某段最重要的记忆被唤醒。
孙富祥年轻时曾是个小有名气的裁缝，他曾三次逃过魔掌：一次他到中华门附近买米，被日军拦下盘查，他沉着应对，但仍挨了一耳光；第二次，他下夜班回家，两个酒醉的日本人举着刀向他冲来，他仓皇逃跑；第三次，有个民宅着火，孙富祥和许多年轻人去救火，日本人却把他们抓了起来，半路上，他解开绳子，逃脱了……后来他听说，那群年轻人都被杀了。
他逃过日军的魔掌，却无法跑赢时间。曾经饱经苦难的生命，正在随时间慢慢凋零。
幸存者：目前仅百余人
2011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吴秀兰病故。在她生前，文心曾多次探望，而无论何时过去，老人始终裹着厚厚的衣服。1937年的空袭中，吴秀兰的左腿被炸断，8岁的大女儿桂云在她的怀中血肉横飞。
七年前，南京曾出版详尽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收录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收集的幸存者资料，共计2592名；四年前，健在者仍有300多人；而今，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健在百余人，三到五年内，这个群体或将消失殆尽。
拯救与捍卫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成为当前越来越迫切的课题。
心愿：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必须活下去，还必须活得争气
幸存者：希望在有生之年
看到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
65岁以后，夏淑琴找到了捍卫记忆，以及自我救赎的途径—1994年，她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以现身说法，向普通日本民众展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1998年，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她是“假人证”，夏淑琴六赴日本，这场“诉战”持续八年半，最终画上圆满句号。
她把刊登着胜诉消息的报纸小心裁剪下来，夹入相册。这是85岁的她最宝贝和珍视的东西。
夏淑琴知道，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她必须活下去，还必须活得争气。
相比较于夏淑琴等人而言，刘兴铭只是幸存者中寂寂无名的一位。活到80岁，他的生活愈发简单而平静。只是，他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点执拗，比如，他扬高声调说：“我们刘家从来不买日本人造的东西！”而无论是夏淑琴或是刘兴铭，他们都有一点未了的心愿。
刘兴铭说，有句呐喊一直憋在他的心里，他寻思着，如果自己有天能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一定要大声喊出：“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腰杆子硬起来了！我们要向世界宣布，我们是东方的巨人！”
而面对来访记者的镜头，夏淑琴平静，却一字一句地说出：“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人亲口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这样我们那一家七口，那被杀的30万同胞，也能真正合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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