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宝亮 北京报道
一个新兴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很自然地会呼唤规则和标准。大数据亦不例外。
“一开始大家都想制定标准，但随着研究深入，我们发现，大数据产业距离较系统的标准出现，应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12月3日，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互联网中心主任何宝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何宝宏认为，打个比方来说，大数据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数据贸易，没有通用的数据交易规则、交易平台、定价标准，甚至也没有数据的描述语言。现在刚刚出现最基础的“以物易物”，也就是两家公司最基础的、无公开规则的“点对点”数据交换。
“还在找原始共识”
《21世纪》：大数据标准制定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问题，你能否介绍下目前大数据标准的进展情况？
何宝宏：标准，其实是由很多被广为认可的规范、共识形成的。大数据，还处于找共识的阶段，而且还是在找最原始的一些基本共识。
最初大家对大数据的概念都很模糊，可以说没有任何共识。大约两年前，企业大数据形成了第一个共识：数据是一种资产。这应该算是大数据在规范中迈出的第一步。而资产的价值在于流通，接下来，大家意识到：数据要发挥更大价值就必须流通、跨界，形成然后数据贸易。然而，贸易基于市场需求，贸易需要规则的支撑。
在探索大数据标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一步步退到最基础、原始的状态去考虑。
最先被提出来的问题是：大数据的商业模式不清楚，没办法明确市场。然后是大数据无法定价，数据所有权不清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又发现：原来企业与企业之间都没有通用的数据描述方法。你描述自己的数据，别人听不懂这个数据有什么价值，别人讲自己的数据需求，你也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些数据。
比如同样是对一个人身份的描述数据，A企业的描述办法与B企业就可能完全不同。如果银行、运营商、电商同时提供同一个用户的数据，但这个用户的金融数据、电信消费行为数据、互联网消费数据等，可能根本就无法匹配，也就谈不上交换。
所以，我们只能再退回去，寻找数据、需求描述的通用语。每次深入研究，大家就后退一步，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一步。可以说，整个标准的研究过程，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后退、寻找最原始东西的过程，从而不断前进的过程。
《21世纪》：如果把现在这种原始状态定义为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应该形成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计划取得哪些成果？
何宝宏：现在的大数据有点像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阶段，大多发生在企业的点对点交易，都是把数据进行统计性的加工处理，然后互换，数据现在还没有形成产品，也没有出现稳定的交易形态和定价模式。
企业需要想办法去描述自己有什么数据，需要什么数据，就像“我有一头牛”、“我需要一只羊”。但现实是，很可能你描述的“牛”别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通过企业点对点的交易，我们希望能找到“通用语”，企业之间也就是数据、需求的表述方法。
然后建立一个交流平台，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发布自己有什么数据，描述这些数据的价值是什么，未必交易，就像是资产的公示。同样，这个平台上，企业也可以发布自己对数据的需求。
至于定价和交易规则，都应该是这个平台建立之后的事。在这些基础上，不断丰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商品属性的共识。
应建设数据交流平台
《21世纪》：目前企业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数据么？可能一些企业更想寻找需求，而非展示自己的数据，都想保密。
何宝宏：发布需求，也需要先寻找通用语，也需要先建立平台。
无论企业如何探索自己的商业模式，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大数据市场，必须先形成规范。这是开展标准的基础，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更多企业、行业、更多领域的共识。
《21世纪》：目前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换细节是否清楚？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
何宝宏：交换都是私下进行的，我们也不了解细节，但形成了哪些共识，这个是可以知道的。
做得比较好的是广告联盟。因为互联网生存的基础就是广告，很多年前就开始进行交换数据，有目的性地做了一些数据交换的工作，但也只是特定目的数据的交换，只适用于广告这个行业。当然，交换的不是原始数据，而是统计和处理后的。
《21世纪》：国外诸如芝加哥等城市建设了详尽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国内做得怎么样？政府数据开放是否更容易形成规范？
何宝宏：企业数据属于市场资源，是商业活动中产生的，最后也必然要形成交易。但政府数据属于公众资源，是纳税人的资源，应该开放，而且是免费向全社会开放。
国内的很多政府部门的不少数据都是开放的，不过目前开放的效率不是很高。我们正在推动一些政府部门打造高效的数据开放平台，规范数据开放的工具、格式，方便机器可读，方便用户使用。
政府数据开放之后，也有利于大数据产业的研究，进而推动企业数据市场的标准、法律法规的完善。
“卖原始数据”是一锤子买卖
《21世纪》：现在的数据交换会涉及到用户隐私泄露么？
何宝宏：不会。企业都只会把原始数据加工处理，不会让对方看到用户原始信息。能够交易的是统计的结果，肯定不是原始数据，这也算是一种共识了。
《21世纪》：企业都强调把保护用户隐私放在首位，但怎样在用户面前更有说服力？
何宝宏：其实，你应该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手里有一些很值钱的数据，你愿意直接卖掉这些数据么？肯定会先处理的吧，原始数据只能卖一次。但把数据留着自己手里，只交易统计结果，这样原始数据就能持续产生价值。用户原始数据，肯定是企业的核心，没有哪个企业会做“卖原始数据”这种一锤子买卖。
从利益角度来讲，用户不用担心，大企业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核心价值和声誉的。
《21世纪》：目前有没有关于用户隐私的法律、法规？大数据时代是否需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何宝宏：2013年通过了《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这里规定了用户个人信息的范畴，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账号和密码，以及使用服务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并且规定了信息收集规范、安全保障措施、监督检查、以及法律责任。
不过，应该说该规定还不太适应大数据的发展需求，可能需要完善、调整。比如，目前规定的焦点是信息采集，规定哪些数据涉及隐私不许采集，什么情况下不允许采集，限制企业采集用户的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并没有规范数据的使用方式。但在大数据时代，只关注信息采集是不够的。因为你不知道企业拿这些数据干什么。
现在的规定通过几十个限制条款，限制企业泄露用户的隐私数据。但是，随着大数据发展，用户隐私环境会越来越复杂、多样，描述一个人可能有上千个维度，立法能把这上千个维度都禁止了么？你禁止了100个，通过另外900个仍然可以精确描出用户画像。
如果把所有的维度都禁止了，那最后允许采集的数据会越来越少，企业也就没有资产了，更谈不上大数据市场了。限制数据的采集，最终也会限制大数据的发展，限制使用目的是关键。
《21世纪》：有没有什么调整的方案？
何宝宏：其实，大数据时代，隐私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
用户访问互联网时，每天都会留下大量用户隐私。应该说目前行业内对大数据隐私的研究都还十分表面，跟行业需求是脱节的。世界经济论坛以前提过一个说法，或许更可行：应该允许信息的采集，但要严格用户信息的存储安全、使用规范。
《21世纪》：是不是国外的标准规范会更成熟一些？比如欧美国家？
何宝宏：确切来说，欧洲没有数据交易市场，欧洲的大数据发展很慢。
事实上，欧洲在计算机时代之前就已经有隐私立法，后来还设立了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这些立法最早肯定也是源于市场需求，但大数据时代，立法并没能与时代一同发展，反而滞后于市场需求，严重限制了欧洲的大数据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机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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