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李银河“拉拉”身份曝光》的文章使得李银河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李银河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李银河本人、一般民众以及性少数群体（LG B T）对此给出了迥异的答案。众说纷纭的局面背后既受到误解的影响，也与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有关。南都评论部联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于上周在天涯公益举办首期跨界沙龙，邀请LG B T人士、同志N G O从业人员分享他们的经历与见解，学界、法律及媒体人士从各自角度解读事件，力图澄清当前有关LG B T群体的误解和困惑。
学术语言和维权语言混杂造成认知困惑
翟振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外界说李银河“出柜”，但李银河本人不承认，她认为自己是异性恋，我们要关注这个事件的特殊性。LG B T中LB G，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 ays）以及双性恋者（Bisexuals），都是以一个人与性对象关系定义的，而“T”即跨性别者（T ransgender），则是指一个人的性别状态，并非基于与他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放在双向关系中的任何一方去衡量属于哪一种，这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概念，容易出现分歧。李银河说世人不理解她，而大部分人的第一感觉是她在混淆概念，双方都把问题简化了。
T ransgender用中文可以翻译为变性人、跨性别或者易性人，这三个词的中文意思是明确的，而这三个词在英文对应有transsexual和transgender两个词，不过在西方是避免用sexual，当事群体倾向于用gen-der.因为sexual着重刚出生时的性别，而gender是可以变的，主要指人的社会性别。今天人们谈论这个事件，有侧重生理的，有侧重心理的，双方都可能混用不同的概念，复杂就在此。T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怎么定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有人就发明了gynephilia和androphilia这两个词，专门针对“T”的性取向，分别表示“喜欢男性”和“喜欢女性”，在这两个词里，“T”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就姑且搁置了，从而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但当事群体还是不买账，这说明，在西方语境中，关于“T”及其伴侣的性取向标签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学术语言和维权语言不同，一般性地为人的基本权利做辩护，可以是纯学术的，而专为某个群体选择性维权则是一种策略性语言，必然偏离学术。李银河是一个学者，大家之所以各执一词，主要因为维权语言和学术语言混杂在一起。大部分人关心李银河这个事不是把她作为一个学者来对待，而是关心“代表为谁说话”，而李银河自己则宣称没有为谁说话，认为只从学理上用中立的语言研究实证研究。问题是，学术语言传到社会会演变成价值语言，李银河作为一个性社会学专家，在这样的节点说自己不是同性恋，对她的抗议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学术语言传出去之后会被赋予价值判断的意义，她的表态对LG BT群体当然是一种挫败。李银河这种情况，如果承认自己是双性恋，估计争议最小。
李银河事件背后的几种错位
彭晓芸（资深媒体人，中山大学在读博士生）
李银河否定自己是同性恋，让部分同性恋群体感到挫败，这背后主要因为存在一些错位。一是个人生活学术化、案例化与学术研究中立性之间的矛盾。为什么我们会讨论李银河的隐私问题，并将其与公共权利挂钩？这背后的一种逻辑是，李银河本人是性社会学专家，当她的个人生活披露后，确实会存在学术伦理上的问题，即个人生活的学术化。李银河以专家的身份谈论个人生活，并且以个人为案例来对公众进行性学的“科普”。这样一来就不再是一个隐私问题，很多人都会追问私人生活变成学术研究会对学术有效性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公众和同行对她学术有效性的评议。这种关联到底会成就她的学术研究，还是会导致学术有效性的折损？
第二个层面的错位，恰如前面翟老师所谈到的，学术话语和维权话语错位导致认知分歧。当下大量的社会运动，都是由权益受损群体发起的，他们的策略和目标是否也会有错位？性少数群体维权时很容易借用一些学术资源，进而用维权理念又再去影响学术话语，这种局面究竟是有利于维权群体主张性少数派的权益，还是反而混淆公众认知，影响公众摒除歧视和偏见呢？譬如说，如果维权群体过于敏感地否认差异，会不会反而引发公众认知方面的反弹，从而强化了隔膜。当事群体的抗争策略和目标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很值得关注。学术研究非常追求普遍性，它追求中立性，不希望成为代言人，但维权群体则迫切希望学术领域能够响应他们的诉求。这种错位和差别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去厘清。
异性恋体制需要进一步被挑战
吕频（女声网主编）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规范，男人该怎么样，女人该怎么样，异性恋、同性恋该怎么样。现实中，很多人并不按照规范来生活，不管一个多么道貌岸然的人都有不一样的一面。理解的过程思想准备、知识同样重要，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即使我们不知道李银河和她的伴侣是怎么做的，我觉得我们仍然可以去理解，因为我们有一个思想前提是，人和人不一样，每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需要做太多的界定。
作为异性恋者特别需要理解，为什么少数者需要身份认同，而异性恋群体需求没那么大。对身份的理解和判断如何重建一个标准？有很多人提示这世界上有多少种性别，我知道这一类的知识很重要但还是不够，我们不需要用框框看我们的生活。身份是必要的，但身份永远有破绽，不排除每个人生活的多元性，有一些是不想说，或者没有语言去说。
异性恋体制是很强大的，庞大而且迟钝，它会吞没其他的不同，但如果这些不同表现出对它价值观的效忠就可以被接纳。性工作者是不会被接受的，但如果卖性是为了救赎你的家庭，你是可以被原谅的；同样，一个同性恋者也不会被接受，但如果你以一夫一妻或者近似一夫一妻的方式维持了长达17年的感情生活，这表示你效忠了古老的爱情规则，会被接受。当李银河说自己是异性恋的时候，这是一种游戏式的抗辩，她让同性恋和异性恋都不知所措。生活是无穷无尽的多元，无法定义，无法表述。异性恋体制需要进一步被挑战。我们需要看到还有一些人未被现有的性别体制收编，这是我们对生活寄予希望的原因。
李银河的故事拓宽了性的视角
Allen（同志NGO从业人员）
我们在11个城市调查了100位老师，问是否听到“跨性别”这个词，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的人知道这个概念，74%的人觉得“跨性别”是一种性倾向。“跨性别”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一个人在生理上可能是男性，但在心理认同上却是女性。很多人对“跨性别”缺乏了解，缺少对性的多元认知，认为性别只有男女，性向只有异性恋。
大家在看李银河和她的伴侣的时候，都会觉得庆幸并且去祝福他们，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初她的伴侣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受到欺凌甚至自杀了结果会怎么样？如果没遇到李银河，并受到启发，我想T A就不可能成为自己。李银河的伴侣这案例现在给人一种很积极的感觉，但其实它不具代表性。在中国很多的跨性别年轻人都不能成为自己，这才是当下的现实。在性别认知中很多人还是只有男和女、异性恋的概念。李银河他们的故事打破了人们对于异性恋、同性恋的定义，更打破了对于男性的想象，拓宽了性的视角。10至15年前同性恋还被视为一种病，是不可以提、不可见的。今后需要更多人“出柜”来拓展和颠覆人们对于性的想象。同性恋从不可见到可见，大家慢慢了解，李银河这样一个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跨性别群体受压迫主要来自家庭
阿强（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
李银河事件撑大了跨性别的话语空间。相对同性恋，跨性别其实更加隐蔽，它更难得到家人的接纳。在中国跨性别群体受到的压迫主要来自家庭，同性恋家长在得知孩子的性倾向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三观毁了”，天已经塌了，然而同性恋只是冲破了性别的第一个维度，而跨性别还要冲破两个甚至三个维度，跨性别颠覆了社会对性别原有的定义，没有性别知识的人难以理解。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同性恋小调查，结果显示70%的人读初中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从了解自己的性倾向到敢于跟家人分享，中间大概有7-8年时间。出柜的同志恐怕连5%都不到，84%的LG BT最担心的是如何跟父母说。在同性恋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在某些最重要的部分，家长是缺位的，很容易造成亲子关系出现问题。一旦发现孩子是LG B T，他们通常不敢相信，不愿意面对现实。父母甚至强迫孩子改变，用经济、甚至暴力手段控制孩子。但其实是无法改变的，能改变的只能是你的态度。
旧金山大学的“家庭接纳项目”调查显示，不接纳的家庭与接纳青少年同志子女的家庭相比，孩子患抑郁高出5 .9倍，尝试自杀率高出8.4倍，使用毒品高出3.4倍，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高出3.5倍。对LG B T人群来说，在外部环境还存在偏见和歧视时，家人的理解就显得更加可贵。让同志家长成为志愿者，成为同志权益的守护者、推动者，而非破坏者，实现反转。过去几年的工作，我们发现能够做到，家长对孩子的爱，能让这一切变成现实。
同志朋友应该接纳真实的自己
她她（LGBT人士）
本来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都没有问题，只是我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强加在与自己不同的人上，给他们贴上有病、不正常的标签。从来不是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有问题，而是我们认为别人应该跟自己一样活的观念有问题。很多同志朋友都以为自己诸多的人生不顺都是同性取向造成的。同性恋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些同志朋友把它作为各种问题最完美的借口。譬如，不擅社交的，他会说，我同性恋啊，人们都不愿意跟同性恋做朋友；找不到工作的，他会说，谁会请一个同性恋呢？如果现在有一个天使，让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异性恋，你猜结果如何？从此他就擅长社交了？找到工作了？找到爱的人了吗？
异性恋一样也有痛苦、自卑、悲伤等的心态，但同性恋一但遭遇不顺就找同性取向的理由，却不找自己的原因。事实上，一个内心深处根深蒂固认为自己“不好、不如人”的人，即使他是一名异性恋者，也一样会遭遇各种人生不顺。因为他的潜意识会不断体验到“我是一个不好的、不值得被爱的人”，并且去实现这个消极心理预言。因此，全然地接纳真实的自己，真正地自信和自爱、自尊起来，才是走出这个心理怪圈的根本。
性少数群体法律空白亟待弥补
马锦林（律师）
同性恋关系容易发生纠纷，配偶一方为同性恋者虽然不是我国《婚姻法》规定法定离婚理由，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将配偶一方为同性恋者作为离婚的依据。这是因为夫妻之间应相互尊重和忠实，当丈夫的同性恋行为违反忠实原则，侵犯了妻子的配偶权，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且无法调解和好，法院会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同妻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但并不意味着同妻可以此为依据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根据《婚姻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只限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形。这里的重婚及同居均指的是与异性，根据婚姻法，男男同居不属于过错，不能提起损害赔偿。因丈夫是同性恋者而导致离婚的，并不在婚姻法以及司法解释列举的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范围之内。而且，同妻在离婚诉讼中也面临取证难的问题。民事诉讼举证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民事审判中，认定“第三者”、婚内出轨等问题上，法官也会注重取证合法性，注重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的保护。对于丈夫隐蔽和私密的同性恋行为，同妻往往很难提供合法的证据。
对于同性恋，我国法律是不做任何评价的。在立法、制度层面上，我国是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同性婚姻最多只是无效婚姻或者同居关系。真正不为法律所禁止的，仅仅是两个成年同性双方自愿，不以赢利为目的，不在公共场所并且没有（或者不知道有）严重性病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性性行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同性性行为在中国都是合法的，也更不应该因为某些同性性行为违法而推断所有同性恋行为都为法律所禁止，法律所禁止的是某些性行为，而这些类似的行为发生在异性恋中同样是违法的。同性恋者被判刑往往不是因为同性性行为，而是因为在实施同性性行为的同时，具有其他犯罪行为。
（南都评论记者何小手 吴楚茵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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