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圈，腐败的大后方？

　　来源：综合媒体报道

　　文艺圈，腐败的大后方？

　　◇“在转型期的文艺界有许多‘潜规则’，是腐败的温床。”——政协委员魏明伦

　　◇“它（春节晚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个权钱交易的地方。”——陈佩斯

　　◇“金钱，性和势利，是这个圈子目前的流行现状，让人想起19世纪的小说《名利场》。”——学者兼报人建国

　　近几年来，文艺界成了经济犯罪的频发地带。

　　正如政协委员魏明伦所说：“……艺术腐败的深度、广度、影响力和危害性更大，而且表现得更有迷惑性，如果不解剖‘麻雀’，将会酿成艺术界的毒药”。

　　文艺腐败已不容忽视。中国文艺圈扫黑行动何时才能打响?

　　一、文艺圈警醒 下一个是谁？

　　2000年，李谷一怒揭东方歌舞团腐败内幕。据李谷一的丈夫透露说，由于在媒体上公开揭露“东方歌舞团的腐败内幕”，李谷一一度受到“恐吓电话”和“匿名信”等人身威胁。

　　2002年4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了前香港“亚姐”陈奕诗涉嫌诈骗广东省中国农业银行3.6亿港币的案件。

　　2002年7月24日，电影演员刘晓庆因其所办公司涉嫌偷税被依法逮捕。2003年4月19日，宣称被刘晓庆诈骗巨额资金而导致企业停产的徐州化妆品厂厂长李庆华、江苏铜山县八段村前任村委书记李衍伟以及律师黄伟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报案。

　　2002年9月25、2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执法人员对涉嫌贪污受贿的央视原春节晚会导演、政协委员赵安和其妻卢秀梅进行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据媒体报道，执法人员在赵安家中搜出现金及存款1000多万元，扣留赵安拥有的6辆豪华小轿车，包括每辆价值80万元人民币的原装奥迪V6轿车两辆，每辆价值76万元人民币的豪华进口轿车两辆。

　　2002年10月15日，词作家张俊以涉嫌诈骗被拘捕。北京市公安机关以“属于重大保密范围”为由，拒绝向任何媒体披露具体细节。而据张俊以之父所说，其儿子乃因“涉嫌诽谤”被捕。据媒体报道，张俊以经常以“献爱心”的名义策划一些文艺演出，通过这个名目向社会和企业敛财。张俊以的头上有诸多光环：“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全国著名的优秀青年企业家”、“国际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著名的音乐策划制作人”等。

　　2003年6月17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长期非法集资超过亿元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白族歌唱家杨洪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3年9月10日，以创作《一九九七，我的爱》和《相约九八》名动一时的原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靳树增因金融凭证诈骗3000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靳树增曾并因其在音乐界和影视界的“名望”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由其任总裁的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除以影视文化艺术研究和影视片制作为主导产业外，近年来还在饮食服务业、电子业、酒店业和娱乐业上大铺摊子。

　　2003年9月，时任央视高官文艺中心主管电视剧的副主任冯骥因涉嫌经济问题被捕。冯骥曾任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副主任、主任，文艺中心副主任主任，月前才调到中国电视国际总公司，长期主管电视剧的制作、播发。他也是多部电视剧如《橘子红了》、《走过花季》、《忠诚》等剧的制片人或总监制。

　　二、艺术腐败，真可谓“后起之秀”

　　“艺术腐败”成为许多文艺界政协委员议论的重要话题。魏明伦说，“在转型期的文艺界，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等各个环节，有许多‘潜规则’，是腐败的温床。”魏明伦同时还将艺术腐败总结为“五权”交易--“权钱交易、权名交易、权色交易、权情交易、权权交易”--这不无道理。魏明伦的意见引起许多委员的共鸣，他们呼吁：“艺术腐败再也不能遮遮盖盖了！”

　　艺术腐败是想遮掩也遮掩不住的，从春节晚会的“条子演员”到现在各种评选猫儿腻；从毛阿敏偷税漏税刘晓庆被捕到词作家张俊以、靳树涉嫌诈骗；从红楼大案两个匿名女歌星到央视高官涉嫌贪污受贿，腐败的触角已经钻出文艺的圈子盘结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文艺圈的经济犯罪方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着。

　　明星的偷税漏税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艺术腐败已经是小儿科了。2000年，李谷一就指出：“东方歌舞团的腐败是体制上的腐败。”

　　2001年，红楼大案和两个匿名歌星间说不清的瓜葛着实给了“文艺圈”一记响亮的耳光，以至人们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娱乐圈更是腐败的大后方！”相对官场腐败，文艺腐败比起官员腐败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观察一下媒体的报道，几乎所有的腐败都与“权”有关，文艺腐败也不例外。有些人本来也是艺术家，但是掌握一定权力之后，就开始以权谋私。

　　在影视圈，制片人和导演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赵安和冯骥均是中国电视文艺界“大哥大级”的人物，可以说掌握中国大陆演艺界最大的资源，其权势足可以“一言兴城”来形容，不少明星演员是靠赵安、冯骥走红的。一位圈内人士曾经表示：张俊以从90年代起就年年在央视的春节晚会上有长镜头--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张俊以就是利用这样得来的知名度游走在娱乐圈。张俊以常常大手笔赞助央视一些晚会，甚至有人说赵安的“腐败”也与张俊以有关。

　　和赵安事件密切相关的春节晚会自然被人们怀疑是一个“权钱交易”的场所，“条子演员”就是从春节晚会里绎变出来的。三联生活周刊曾撰文说：20多年，春节晚会像一个不停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它从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它的游戏规则随着春节晚会被越来越重视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悄悄地改变……

　　曾是央视春节晚会常客的陈佩斯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的春节晚会，艺术家连人格都没有了。”“它（春节晚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个权钱交易的地方”。

　　春节晚会在业内造就了一个独特现象：一些人依靠每年春节晚会露一小脸后，这一年便吃穿不愁。以前一个人唱六首歌，现在六人唱一首歌，便足见其吸引力之大。

　　法学家何家弘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曾说：由于娱乐圈相比于国家机关等其他领域，其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机制薄弱得多，因此腐败现象可能更为严重。但是到目前为止，披露出来的案件并不多，大概是因为国人对明星都比较宽容吧。

　　三、文艺圈规范难在哪里？

　　2003年7月16日，香港娱乐圈发生“地震”，香港廉政公署展开“舞影行动”，拘捕22名唱片和传媒界的高层人物，原因是他们涉嫌向有关广播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提供利益，以确保公司旗下多名歌手的歌曲能在流行榜上占据高位，并且能在该广播公司颁发的音乐奖项中获奖。香港娱乐圈一位资深人士说：此次行动是经香港演艺圈圈内人士向香港廉政公署举报，后经廉政公署执行处官员秘密调查，才有了这次大行动。

　　文艺圈扫黑和其他扫黑行动一样，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举证难就是其一。香港"舞影"行动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双方谨慎的交易让廉正公署难以举证，目前仅仅靠证人证词来提出诉讼又显得相当单薄。

　　在内地，对于明星偷税漏税的调查取证也是有困难的。北京某地税局副局长曾向记者坦白说：“发现偷税、漏税并采取相应措施是税务机关面对的最大难题。因为发现情况后需要根据出具掌握的证据来处罚，而证据偏偏不好收集。我们发现某演员主演某部电视剧而没有到税务部门申报，税务人员费了很多周折，询问了很多单位、个人，都没有搞清这部电视剧的制片商是谁”。对此问题，北京大学的杨凤春教授说，在信用体制等硬件设施不完善、演出、影视生产市场的不规范、文化市场管理的软弱宏观背景下，实行申报税制度肯定会有漏洞的。刘晓庆只是“很不幸地被抓住了”。

　　另一个困难与体育的黑哨问题相似，那就是是否有相关的法律进行约束和惩罚。体育“黑哨”真相大白后，现在教练裁判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了一个法律尺度的定夺，而艺术界现在还是混沌一片，评委都不知道哪些行为算受贿那些不算。据圈内人讲，有的东西已经形成了行规，人人都这样做，并且不觉得这样做违反了法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见到有人因此受到处罚。

　　在内地，文艺圈的大多数受贿对象都是公职人员，因为所有的传媒都为国家公有。但是如果涉及到各种评奖，情况就有些复杂了。比如，某个评选活动组成了一个评审委员会，其中的人员不一定都是公职人员，有的是专家，有的是歌星。假如这些人受贿，怎么定罪？对此问题，杨凤春教授表示，既然这些人参加了评审机构，他们的行为就有公共性，所以在触犯法律后就有法可依。如果评选活动为全国性或者国家机构举办的，就可以视为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就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评选活动是由某个民间团体或企业组织举办的，则可以视为一种商业活动，有关人员受贿就可以按照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罪处罚。

　　相对来说，香港的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犹豫。按香港法律中的《防止贿赂条例》，香港三大电视台及三大电台均属公共机构，其雇员同属“公职人员”，所受监管远比私人机构严格，倘任何人向他们提供任何利益以助歌手争取奖项，即等同“贿赂公职人员”，行贿或受贿者均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最高可监禁7年。

　　另外，文艺圈人士由于知名度高，社会关系多，如果真的涉及违法，查起来也确实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