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生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一学生。今年1月16日，他看到一则新闻，突感难受：杭州小贩为逃城管急忙驾车，不小心碾死儿子。城管和小贩的冲突不绝于报端，但这一次或许是最令人揪心的。2011年，一则城管与小贩互相下跪的新闻曾引起他的关注，也引发一场他和小伙伴长达3年仍在继续的社会调研。他们把调研结果、建议写成信件寄给习近平，并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信。他们写给长沙市市长胡衡华的信也得到了胡衡华的批示。长沙市城管局、市政府研究室举行了专门的对接会，与课题小组交流探讨小贩管理问题。
“许多调研都是完成任务式的，止于纸上谈兵。我希望调研成果能转化，产生一些社会影响，哪怕只有一点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也好。”张贵生说。
市长批示，市政府研究室、城管局主动对接交流
“这份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及观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请集政同志（长沙市政府研究室主任蒋集政）和有关部门研究。”2014年11月24日，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在《写给胡衡华市长的一封信》以及调研报告上批示。
12月初，张贵生等人收到长沙市政府研究室的电话，希望和课题组进行进一步交流。12月9日，市城管局、市政府研究室与课题小组举行对接会，进一步探讨小贩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长沙市城管局副局长李中秋、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王德志等出席。
李中秋告诉课题小组：“‘小心应对，认真履职’是当前城管工作的八字方针。应对小贩群体，城管部门也意识到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市场必要性、人民必需性。不过囿于职责所在，必须认真履职，管好小贩，促进部门职能的落实。当前城管对小贩的管理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层决策者对城市的定位。就目前长沙而言，最主要的管理方式仍是‘疏堵结合’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长沙市的流动摊贩约有15万人。目前长沙市设立了76个疏导规范点。
小贩管理考验着城市的智慧和勇气
课题小组的成员纷纷提出具体建议。张贵生认为，对小贩要实行分类管理，可以按早市、中市、晚市、夜市等进行时间分类，空间上可以分严管地带、控制地带和规范地带等不同区域管理。
张贵生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管理不能一刀切，可以更细致、更人性化。而且，管理主体要多元化，这是公共管理中的多元治理。小贩可以组织自治组织作为主体，街道、社区可以参与进来，业委会、居委会可以有监督建议权。”他特别提到，城管部门可以发放摊位证，登记信息，便于管理。
课题小组成员、研三的张超补充道：“西方更成熟的理念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社区都可以作为主体参与，发挥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作用，使各方关系稳定、和谐。”调研小组发现中南大学铁道学院附近的一个经营点已经开始小贩自治，统一购置桌椅、遮阳棚，“不会太乱，市民也更接受。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发挥自主性，减少政府部门的管理负担。”
“长沙特有的文化内涵要保留下来。”张贵生强调道：“长沙人喜欢吃夜宵，口味虾等，这是本土文化特色，可以根据不同时间、季节，规范出更多点，以供时需。许多文化产品、技艺，可以打造专门的文化一条街，集合文化技艺、玩意，把文化内涵传递下去。”
张超认为，需要转变对小贩职业群体的看法。以往看待小贩，主要是看到他们对城市环境、秩序的负面影响，“但没正视他们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方便市民生活、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正面作用。一些负面的影响只要有好的解决办法，是可以转化的，这恰恰考验着城市管理的智慧、方法和勇气。”
从给“习大大”写信到致信市长
回想起给习近平写信的事儿，张贵生感叹自己“真二”，“都不知道寄个快递，寄了封8毛钱的平信。”
2013年4月，张贵生以信件的形式将2万字的《城管与小贩形象互评及良性社会关系构建研究》的报告寄给了习近平。“当时只是一种尝试，没想过有什么回复。但寄还是要寄的，不能只做纸面上的研究。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还是希望能对政府决策有参考作用。”
没想到2013年12月9日课题小组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函：你们积极探索研究问题并提出解决城市管理方面的建议，值得充分肯定，欢迎今后继续来信就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张贵生、张超深受鼓舞，也开始重新思考课题，想从更根本的角度切入。“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我们只注重了从社会心理学上分析小贩与城管的形象互评，事实上访谈反映出的问题要多得多。小贩和城管间的冲突不仅是形象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这两个主体间的事，是涉及到多主体、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问题。”
为了更深入地思考城市小贩治理方式、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他们将课题升级为“角色理论视域下的城市小贩管理模式转变研究”。他们针对城市小贩、城管执法人员、社区主管、街道办事处主管等不同对象，采集了700余份调研问卷、100余个典型访谈个案，一百多张调研图像资料，并完成了一份3万字的调研报告。
这回，张贵生等人转变了思路。“以前有同学调研五保老人，研究报告给了温家宝，温家宝的批示给了民政部民政厅民政局，一级级传达再落实。可城管很特殊。报告给了国家领导人，但国家没有城管部，就是有批示也没法传递给谁，没有具体部门去执行。”于是，他们选择了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做收信人，“市里有城管局”。
城管也是弱势群体
课题小组查阅了所有核心期刊、权威期刊发现，“关于小贩问题的研究，没有哪个专家学者去研究，只有一些学生在做，很多文献都是非主流、非权威期刊上的。”张贵生感触很深，酝酿着要写一篇文章：城管也是弱势群体。
“城管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以前政府各部门执法、管理时，存在多头管理惩罚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就有了城市管理办公室，每个部门最不好执法的部分都让渡给了城管。城管部门在整个行政系统中的结构决定了它是弱势群体。它只是执行机构，执行市政府的决策。而且考评机制上它必须践行部门的职能。”张贵生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城管像夹心饼干，上面有压力、有任务，下面小贩不服你。上下挤压。”
小贩选择做小贩职业的原因也出乎他们的意料。34.8%的小贩不想去企业上班，因为“要受他人管制”，而做点小生意，有足够的可自由支配时间。摊贩生意成本低、收入高是第二大原因。不少小贩的月收入有五六千元。课题小组成员、大二的谷钧仁感叹：“很多小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因为缺乏人脉关系和劳动技能而走上摆摊之路。他们不少是为了满足自身对职业自由和职业利益的追求而主动选择。”
为了更好地调研，同学们也当起了小贩。2014年平安夜，他们摆摊卖起了苹果。
大学生的热情不是坏事
谷中原是张贵生的导师，也是课题小组的指导老师。他认为学生们的选题很棒，把握了社会的重要现实。“大学生的热情不是坏事，我们引导这些积极的学子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激发他们的学术动力、社会关切。”受学生们启发，他准备做个研究，做个影响城管、小贩冲突因素的动态模型。
大学四年，张贵生主导做了2个国家级课题，5个校级课题，1个院级课题，还参与了很多课题，“调研的主体有农民工、煤矿工人、失独群体、流动人口、流动儿童等，都是关注弱势群体。”张贵生说：“潜移默化里，我慢慢觉得我对这个国家、社会是有责任的。”
张超是研究生期间开始做社会调研的，“对我的成长帮助很大”。他觉得：“作为学生，受了这么多年教育，不能只顾自己。通过社会调研，将知识、理论转化为实践，也是锻炼，也能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尽尽心。我来自农村，苦日子也过过，希望每个人都能生活得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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