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壹读杂志报道，在台湾，黑帮大佬参与政治早已不是新闻。甚至是最近几年，台湾两位黑帮泰斗级人物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上，都有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台中市市长胡志强等政界要员的名字。
台湾黑道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台湾究竟有多少黑社会组织？有多少黑帮成员？这是两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1996年6月，台湾“警政署”首次公布各县市黑社会帮派普查情况。依统计，台湾帮派组织计1000多个，其中有组织形态的126个，成员5800多人。但这只是警方“列管”的黑帮情况，实际的黑道人物远不至此，至少达数万人之多。也因此，虽然台湾“扫黑”行之有年，但黑道新闻却层出不穷。
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台湾黑道早已不是电影中演的终日打打杀杀，黑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各种途径走上了“洗白”之路。而台湾黑道的“洗白”的方式也极为多元化，但是最终其目的都是希望用看似合法的生意与这个法制社会共生。
黑帮投身政治，从街头走入“议会”
据壹读杂志报道，“江南案”之后，台湾当局对竹联帮进行了大清扫，抓捕其成员1000多名。但这次打击同时也推动了黑社会势力的重组与转型。此后，台湾黑社会彼此串联，不惮公开，并积极参与政治，希望能与合法社会共生。
黑道们为求自保，大力介入各级民代选举。一张张选票夹带着江湖上的腥风血雨飘进了政坛。一旦当选，不但可以获得一张高度司法豁免权的护身符，还可谋取利益。
据华商报报道，台湾黑道与政治关系非常密切，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解严后国民党放开各级选举，黑社会势力逐渐与政治结盟，黑金政治成为台湾民主的污点。通过贿选买票，帮派“漂白”渗入“立法院”及各级地方“议会”，在政坛影响力非常大，并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出现“黑道治县”与“黑道治台”的局面。
前竹联帮大佬、现为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的张安乐也曾透露，台湾选举买票是个公开的秘密，必须有帮派的参与，“例如，（帮派）大佬给地方里长说，你给我拉1万票，一票1000块，我给你1000万，一个大学教授也给里长1000万，让拉1万票，最终会如何？里长可以给大学教授拉500票，教授难道还敢去告他？但是大佬就不行了，拿了人家的钱，敢不办事？”
据东南网2011年报道，台湾“刑事警察局”曾发布的资料显示，全台湾1／3的 “立委”出身黑道，858名县市“议员”中，237人有刑事前科，平均每3个县市“议员”就有一个是有“黑底”的。由此看来，台湾黑道介入政治的情况真是世界罕见。
台湾黑道在政坛取得有力的“护身符”后“做事名正言顺”，常以 “繁荣地方”、“促进发展”等借口出面“协调”问题。他们比一般民意代表说话“更有力量”，因为大家都知道其背后有“黑影子”。不过据华商网报道，近年来，这一情况已有所改变，现在台湾“立法院”选举改革，对参选者进行了前科限制，有黑道背景的候选人当选的难度大大增加。
高科技公司、媒体业、废弃物回收 黑帮“洗白”方式多元化
黑帮“洗白”的方式除了进入政界外，大型黑社会组织出现了企业化、集团化的趋势，纷纷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护，公司总部可能就是黑道的堂口，并介入诸多经济领域，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介入各类公共工程，通过“围标”、“绑标”获取巨额利润。
据环球时报报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台湾黑社会开始与“国际先进经验”接轨，改变管理和运作模式，向西方黑社会“企业化”方向发展。如“四海帮”就采取以“企业养兄弟”的模式，组织趋于企业化，帮主也不叫帮主了，而煞有介事地改称为“主任委员”，还组成“中常会”负责最高决策。这些黑社会组织十分重视对成员的训练，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为了更加便利地向商界、政界渗透，台湾黑社会组织还注重吸收“高学历者”。
台湾的建筑公司也很多都有黑道背景，毕竟那是一个低投入、高利润的行业，只要能够协调好各种关系，基本上都是“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另外，台湾智慧型帮派及黑色企业也开始兴起介入高科技业夺取暴利，目前已有进军高科技业及芯片厂的迹象。
除了建筑、高科技等正规生意外，据壹读杂志报道，黑道大哥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控制“舆论”，甚至介入了传媒业。竹联帮曾经的重要领军人物陈启礼上世纪90年代时接手了台湾《华美日报》，又创办了《华美报道》。其门徒吴敦创立了台湾长宏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倚天屠龙记》、《大灌篮》、《刺陵》都由其投资拍摄。陈启礼的儿子陈楚河也在吴敦的栽培下进入演艺圈。
2000年前后，除了工程、讨债公司、网吧、殡葬等传统行业，台湾黑帮甚至介入到废弃物回收这样的新兴行业当中去。
总之，台湾的黑道在世界上也是十分有名的，台湾黑道不仅渗入政界商界，“漂白”成“灰道”，操纵合法行业，并且流向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奇特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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