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明确禁止被告穿“囚服”受审

　　“黄马甲”：法庭上最扎眼的服装

　　监号内被羁押者囚服，主要起识别作用

　　在法庭上，最扎眼的服装，无疑是被告人所穿的黄色马甲，这种单薄的无领无袖的坎肩儿，是在看守所监号里被羁押的人穿的简便囚服，也被称作号衣。这种囚服没有全国性统一式样，颜色以黄色、灰色居多。

　　号衣的目的首先在于区别，方便管理者对被羁押的人进行管理和防范，防止其蒙混出所，如果一旦逃亡，短时间内也便于捉拿。在押解过程中，号衣的识别作用更为重要，人头攒动，号衣鲜明，械具加身，会增强押送过程的安全性以及押解者的信心。

　　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大都穿囚服出庭

　　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穿囚服已经成为各地看守所的一种管理措施，凡是被关进看守所的，都无一例外的要套上囚服、编上号。所以，在以往的大部分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告人大都穿看守所统一服装出庭受审，这些统一服装通常都印有看守所的名称，诸如“某看”等字样。

　　落马高官出庭受审 多自由着装

　　在中国，刑事犯罪被告人身穿囚服出庭受审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自由着装出庭受审的情况也不乏先例——出庭受审的高官，都是身着便服：或西装或夹克衫。2000年7月13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西中法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身穿干净整齐的深色西服、小立领衬衫，出庭受审。2008年3月2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共上海市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依法公开审理，被告席上的陈良宇一身藏蓝色西装，没有打领带。

　　还有一些高官选择穿夹克衫出庭。2007年5月16日，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身穿蓝色夹克衫、神情如常地坐在北京一中院的被告席上。今年6月9日，刘志军案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从受审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志军和郑筱萸一样身穿便服——夹克衫。

　　让被告人脱去囚衣受审更人性化

　　法律并未规定受审须穿囚服：非高官“特权”

　　被告人是否穿囚衣出庭受审，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最高法院也没有文件规定。所以说，穿便装出庭，并非是落马高官的“特权”。《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依据。而刑事被告人穿着囚服出庭，留给人们和自己的有罪印象和烙印则是不可避免的。让他们有权选择穿什么衣服出庭受审，符合无罪推定的要求，也符合世界司法的惯例。2006年4月12日，厦门市中级法院在审理一起涉毒品案件时，就允许两个被告人穿着自己服装出庭受审。[详细]

　　穿便装受审，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趋势。穿囚衣的“标签”相对于封建时代的脸上“刺字”已经有所进步，但这种“标签化”对犯罪嫌疑人来说仍然是痛苦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尽量减少犯罪嫌疑人的压力，使其能“宁静”地接受审判。

　　但尚无统一制度，导致“看起来很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兰亭介绍说，关于被告人在受审时穿何种衣服，各地做法不一。我国对刑事被告人出庭时穿何种服装，并无统一明文规定，但少数省市出台过相关政策。四川省高院2008年在该省范围下发《进一步规范刑事庭审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着号衣、戴手铐、脚镣受审的，法警应让其在法庭外脱去号衣。许兰亭建议出台统一规定，赋予被告人自主选择衣着的权利。

　　许兰亭分析说，之所以绝大多数被告人不自选服装，是因为自认有罪的占多数，被告人觉得自个儿有罪，也就对身穿号服有顺从心理。而自认无罪的被告人中，多数不懂法，或者不想在这问题上节外生枝，所以很少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