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前两天的2月16日，厦门市政府发布一纸通知：3月1日起，厦门将取消四类、限制三类投靠落户的政策。除去春节假期，可按原政策办理各项落户手续的时间不足一周。民众纷纷扎堆办理结婚落户。
“突袭”的户改
厦门市的婚姻登记机构、公安户籍服务窗口这几天不约而同地迎来办理投靠落户业务的高峰。据厦门市思明区和湖里区的婚姻登记处介绍，仅2月25日一天，两个区办理结婚登记就多达380件，约为平时的5倍。
厦门市公安局的户籍办理窗口由原来的4个增加到8个，并加班办理户籍业务，仍然应接不暇。警方不得不承诺：只要在2月28日下午5点前取得办理号码并符合落户条件，都会按原有户籍政策办理。
为何会突然出现投靠落户的“井喷”？此次厦门户改取消了成年子女投靠父母、祖父母投靠成年孙子女等投靠类型；对夫妻投靠、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父母投靠成年子女等增加了结婚和来厦落户年限等要求。以夫妻投靠落户为例，根据新政，需要被投靠人登记厦门户籍人口时间和夫妻结婚登记时间均满五周年。许多情侣赶在新政实施前结婚登记落户厦门。
“为了落户将结婚时间提前了。”在思明区婚育服务中心办理结婚手续的郭先生说，“要不然这一等就要5年。”
不堪重负的城市
厦门是东南沿海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其户口具有丰富的“含金量”。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这座地域面积狭小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2010年，厦门市出台的《户籍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规定“被投靠人具有本市常住人口，符合亲属投靠规定的投靠人，可将户口迁入本市”。彼时，厦门市常住人口为353万，到2013年已达373万。2013年底，厦门开始收紧落户政策，对“购房入户”情形进行了诸多限制。
对于此次户改的初衷，厦门市政府表述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规范户籍管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仇立平认为：“作为一项涉及很多外来人口的政策，是否需要经过地方人大讨论并审议通过？政府在短时间内直接出台这样的政策，显得有些贸然。”
“城市化过程中难免出现城市病。”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卢盛荣说，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压力剧增。近几年来，厦门土地、环境、资源已不堪重负。
福建南方科技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开明也认为，厦门岛内人口密度非常大，适当进行控制确有必要。
在限制落户的同时，厦门在此次户改中进一步明确了人才投靠落户政策。优秀人才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投靠不受年限限制。
卢盛荣认为，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政府要有取有舍。“厦门的户改实际上是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的一种举措。”
待根治的城市病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长期以来，我国户口具有物质层面的利益，譬如在社会保障、就医、就学、享受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等方面的优越性；在心理层面，拥有大城市的户口渐渐成为一种“资本”，隐含着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对自我的认同感。
近年来，我国总体上在逐渐放宽城市落户条件。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户口迁移政策进一步调整。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一些一线城市资源日渐稀缺，部分地区开始采取不同政策控制人口迁入。“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城市病。”仇立平认为，人口流动取决于市场的配置，依靠行政权力限制人口流动会适得其反。
“实际上，人口的供给和需求是与市场配置紧密相连的，只要市场需要，即使政策限制了一部分人口获得户籍，但非户籍人口流动仍然不能抑制。”仇立平说。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说：“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城市发展建立在财政、政策等方面倾斜的基础上，因此城市不能关起门来独享发展成果。”
陈友华说，一些已经取得城市户口的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分享城市的优质资源。有的城市管理者则从地方本位主义出发，限制一部分人进入城市。实际上，户籍制度应该回归到人口登记、城市管理等功能上，而不应该作为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杠杆。
专家建议，针对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应发挥市场和行政的两股力量，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分配趋于均等化。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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