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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二组热烈的讨论现场 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 王小野 摄 |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中共二组的讨论，不用举手。
昨日9时，主持人强调了大会要求的委员出勤率问题后，就进入了讨论阶段。
三峡大坝
“我先发个言。”坐在第二排的杨松委员率先发声。
“往前来。”王太华委员示意他坐到第一排。
“（坐）后面说的，不算数。”吉林委员打趣道。
在第一排坐下后，杨松直接提建议，谈有关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问题，涉及三峡大坝。
“现在过坝能力已经完全饱和，超过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三峡枢纽的设计过闸能力。”杨松说，现在各方面还在论证。从湖北的角度来说，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先解决翻坝问题，再一个就是着力加快论证第二船闸建设。
“这样，就能解决大坝锁江的问题。”杨松说。
对于“翻坝”问题，5日，来自重庆团的王鸿举代表也曾提过。从重庆到上海，一个集装箱的运费2000多元，而翻越三峡大坝，才5公里就收费好几百元。他建议，货物应免费翻坝，运费由三峡总公司承担。
回到中共二组的讨论现场。
王太华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防洪功能、解决清洁能源的功能、航运的功能都显现出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显然，这不是王太华想表达的重点。他接着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它的效能也发挥出来了。“我们要对三峡大坝以下的长江，做及时的、客观的、系统的综合研究。”王太华建议，要把三峡大坝以下的长江流段综合治理，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只有把这个搞好了，才能把长江经济带繁荣起来，把长江黄金水道充分利用起来。
运动鞋
“国家要执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张昌平委员说，过去谈知识产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沾沾自喜，认为从别人那儿搞来了一点，得了些小便宜。但现在看，如果不对创新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自己就很难创新。
他拿福建一款著名的运动鞋为例说明。这个品牌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购买了三大专利。鞋底前面解决弹性的问题，鞋跟解决耐磨的问题，中间的部分要抗裂，所以整个鞋底的寿命大大提高。
第二，是一个电脑软件。让客人赤脚在地毯上走20米，电脑就把这个人的脚型，走路的特点、方式记录分析，再设计出鞋，穿着就特别合适。
第三个，就是鞋面透气、轻便、耐磨等等。
“花了大价钱，结果到处都是冒牌。”张昌平说，找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说，“哎呀，你就做点贡献，你已经做得很大了，就把这个技术传播给大家，那整个制造业水平就都提高了。”这样的安慰，实际上没有鼓励提高技术，没有鼓励创新。
这得到了陈德铭委员的呼应，“在应用技术上，有时候引进、消化、吸收，还是快一点的。”
用核电站消毒
“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企业行为、地方行为。”在张昌平看来，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重点大学、重点科研机构，都要研究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的升级。
他拿核电站举例子。福建的核电站建机组时，有一个核物理院士跟他提了一条建议，“能不能在核反应堆核心外围留下一个小口？”这个口的辐射量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把需要消毒的东西从那个口过一下，就达到了消毒的效果。这个技术如果运用，这位院士算了一下，至少是几千个亿的产值。例如卫生纸、卫生巾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为什么出口难？就是消毒不够彻底。
张昌平找了负责核电站的央企，对方没想赚这点儿小钱；而一些部门也不牵头管，第一反应是：“哎呀，这要是安全出现问题可不得了。”
这个话题，也引起了陈德铭的兴趣。“这个算没算物流成本？”陈德铭说，如果全国的卫生纸都运到核电站去，消毒后再运到市场，物流成本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这种消毒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我举这个例子，是觉得应该来进行研究。”张昌平说，毕竟从中国的核电站布局来说，应该会降低物流成本。
“（核电站）包括在建的，应该过百了。”有委员插话。
“找谁去研究？找谁去论证？无门啊！”张昌平颇有些无奈。
讲故事
“我们应更加重视文化的作用。”翟卫华委员认为，尤其是在文化出口上还是短板。
“我们不会讲故事，尤其不会对外国人讲故事。自己看得明白，不能引起外国人的共鸣。”翟卫华说，可能有人会说是受语言限制，但相比汉语，韩语算是小语种了，韩国的电子游戏、电视剧、电影却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举了一个例子，韩国最近拍了一部纪录片《超级中国》，一共7集，就是讲中国的故事。“比我们自己拍的还好。”翟卫华说，这部纪录片在韩国的收视率据说超过了10%。从内容上看，是下了功夫的。例如有个镜头甚至拍到了非洲，中国老板在那儿开的矿井，一个清秀的中国小姑娘指挥着一群非洲大汉干活。
这说明什么？“至少在讲故事上，我们还需要向人家学习。”翟卫华表示。
实际上，世界不怕中国的发展，因为我们卖出去的是电视机。等到哪一天，我们把影视、演艺等都出口到国外，“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强国。”翟卫华说。
干部状态
童世平委员提醒，应重视解决好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
“总理的报告中也讲了，‘工作不力，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现象。客气一点讲，不同程度存在；如果稍微讲得重一点，有的还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童世平看来，首先要对原因作分析，把原因分析透。他认为，从大的方面看，原因是两个不适应：一是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适应，对新常态下出现的新问题、面临的新挑战、提出的新要求，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二是对全面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纠正“四风”和反腐败斗争形成的高压态势不适应，也缺少足够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他也点了四种情况：
一是个别人的腐败还没有暴露，惶恐不安，既没有主动交代的勇气，又抱着侥幸心理，期待反腐风暴尽快过去，考虑的是自己如何安全过关。“我想，这样的领导虽然不敢乱作为了，但不可能有作为。”童世平说。
二是熟悉的、直接的领导被查处，担心被牵连的。这些人主要表现是思想包袱很重，难以集中精力投入工作，自然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履职尽责。
三是廉政方面没什么问题。但在新常态下，工作如何处理心里不托底，左顾右盼，生怕做错，不敢负责。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拖则拖、能推则推，能不自己办就不自己办，以减少责任为耀。
还有一种，是在非常情况下提拔的领导干部，素质能力与任职岗位不相符，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难有作为。
新文化特派北京记者 王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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