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经费是一个动态的数据，近年来，随着“反四风”等活动的开展，中央和地方的三公经费逐年都在压缩，显然也是可喜的。但突然人们发现，压缩了几年三公经费，竟然连总数都不知道。不仅老百姓不知道，连财政部长都不知道，未免让人感到茫然。
3月6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答中外记者问。关于三公经费，楼继伟表示，中央财政去年三公经费是71亿多，“去年，中央财政是2万多亿支出，全国是15万亿，全国相当于中央的6倍。如果按照6倍计算，全国的三公经费估算是400多亿。有人说是3000亿，那是胡扯。”同时，楼部长也坦承：“我只给你估算啊，不知道全国到底是多少。”
一道算术应用题，答案就是这么简单而任性！“400多亿”的数字靠谱吗？3月7日
《新京报》 社论《“三公”到底多少亿，让数据击倒“胡扯”》中说，“400多亿与流传已久的3000亿相差太大，许多人表示不相信。笔者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于是检索了一下新闻，发现2014年10月7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题为《一份实实在在的作风建设成绩单》：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10月，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收尾阶段。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专项整治工作成果的材料陆续汇总到中央。成绩单显示，三公经费较活动开展前压缩530.2亿元，下降27.5%。‘压缩530.2亿元，下降27.5%’这账很好算。简单一除，可知压缩之前的总额是1928亿元，压缩之后是1397.8亿元。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这是15个月，按比例折算，一年12个月的三公经费总额至少也在1000亿元以上。上述推算可能仍是不严谨的，未必准确，但同样，按比例折算出‘400多亿’也是比较粗糙的。”
既然都不准确，那我们不妨再说一个数据。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社会舆论关于三公经费数量，流传最普遍的，并不是楼部长所说的“3000亿”，而是另一个“9000亿”的版本。“9000亿”版本从何而来呢？2006年，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 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1+1》时说，“有的说我们‘三公’加起来达到9000亿，……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接近30%。”
而据王锡锌称，他这个“9000亿”的数字，更早源于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刊登过两篇提及三公开支的文章。一篇是当年2月27日发表的《政府行政和职能改革的八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该文中提到自己研究的结论，“目前中国公车消费每年在3500亿左右，接待消费在2000亿左右，出国费用在2000亿左右。”另一篇则是，同年3月13日刊登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在文中写道，“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另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文章中的数据，都属于学者个人研究成果，缺少权威数据佐证。
那么，对于三公经费，究竟有没有出现过哪怕一次既权威又准确的数据呢？有的。在2013年4月19日
《人民日报》 一篇题为《“三公开支9000亿”系捕风捉影》的文章中，除反驳了前面提到的部分内容（如指出，在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找不到“干部公费出国用了3000亿”的数据），还提到这样一个信息—财政部预算司提供的2004年公款消费数据：（公车数量180万）公车消费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172亿元、干部公费出国费用29亿元，三项支出总额约1201亿元。用《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的原话说，“截至目前，只有‘1201亿’是比较官方的数据。而最近年份的数据是多少，难以统计。”
好吧，总算找到一个靠谱的数字。不过，事情好像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不仅我们的三公经费是谜，三公经费下面的各类小项，同样是谜一般的存在。就说全国公车数量吧，有据可查的权威说法，就在互相“打架”。如新华社在公车改革前，一篇《当前急需公布全国公车数量和经费支出总数 引入媒体和群众监督》的报道中说，“一直关注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在2012年两会对记者透露，他看到的一份权威调查报告称，全国的公车大致是230万辆。”而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文摘》 在2014年3月份一篇《数量成谜！国企公车滥用超机关》的文章则提到，“一份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和审计署的官方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11月30日，全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国有部门，公务车共5221755辆。这些车一年共消耗大约4000多亿元。在机关之外，国企的公务车有多少，从未公开过！”
三公经费究竟有多少，当然需要被“正名”。就如3月7日
《潇湘晨报》 社论《如何为被“胡扯”的三公经费正名》中所言，作为财政部的主政官员，对被“胡扯”的三公经费数目，抒以情绪上的不屑，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情绪上的不屑，都是于事无补的，唯有对此进行条分缕析，找出骇人差异的原因所在，才能为被“胡扯”的三公经费正名。三公经费的合理性，并非建立在数据上的多或少，换句话说，它的合理性并不能通过数字的大小进行评价，而是建立在这种开支是否合情合理的判断上。毕竟，作为公共服务中的必要支出，合理的开支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供给。而合情合理的论定，同样需要建立在公开和透明之上，以民意作为评判的砝码。于此再来审视那些得以流传的天文数字，与其说是无透明、无公开下的数据走样，不如说是民意恳切下的情绪焦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也曾说，不管“三公”消费是几千亿，他当初提出那些数字的本意，是呼吁全社会要防止“软腐败”。“软腐败是指政府不合理的自身消费政策，是摆在明面上的看得见的貌似公正的腐败，是没装进个人口袋的腐败。”
三公经费是一个动态的数据，近年来，随着“反四风”等活动的开展，中央和地方的三公经费逐年都在压缩，显然也是可喜的。但突然人们发现，压缩了几年三公经费，竟然连总数都不知道。不仅老百姓不知道，连财政部长都不知道，未免让人感到茫然。作为当年“9000亿”版本的传播者之一的
央视 ，在3月6日晚上也通过官方评论回应了此事。评论中说：“三公经费有3000亿是胡扯”，那到底有多少？楼继伟“胡扯”一言，是基于自己的专业推断。遗憾的是，他也还拿不出一个权威数字来回应那个“3000亿”的说法。两年多来，在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下，中央政府带头，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三公经费不增反降。希望尽快有那么一天，当有人再问到“全国三公经费有多少”时，财政部长也好，地方领导也好，大学教授也好，新闻记者也好，大爷大妈也好，都能够开口就答，或者信手拈来。
本报评论员 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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