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青海西宁市市长王予波代表
污染治理重在抓落实
近些年，人们迫切希望多见到蓝天白云，多呼吸新鲜空气。针对治理大气污染，西宁市下决心，依法管理，铁腕治理，“不信蓝天唤不回”。
治污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我们首先抓干部、抓问责、抓作风。治污必先治吏，事在人为，关键在干部。政策定了，方向明了，最需要的是强力执行，抓和不抓效果不一样，狠狠地抓和一般地抓，结果不一样。青海是三江源所在地，我们肩负特殊的生态责任。西宁作为省会，容纳了全省一半多人口，环境如果污染，人民群众不答应、不满意。近两年，西宁市按省委、省政府要求，把治理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的重要内容，不折不扣地以硬措施来完成硬任务，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去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率为73%，一抹“青海蓝”，带给人们神清气爽的享受。
（本报记者 张志锋 何拥军）
江西九江市委书记殷美根代表
要从源头抓污染治理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必须把抓生态环境建设摆到发展的突出位置，谋求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一手抓环境治理，一手抓转型升级，在保护生态环境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抓环境治理，必须从源头改善生态环境，开展“净空、净水、净土”专项整治，扎实推进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治理，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功能。抓转型升级，就要坚决摈弃粗放发展的老路，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企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走上绿色、节能、高效、生态的发展之路。近年来，江西九江利用长江岸线现代物流和沿江濒湖生态资源的优势，依托现代加工技术，大力发展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产业，助推了长江经济带的绿色低碳发展。
（本报记者 吴齐强 钱 伟）
四川攀枝花市市长张剡代表
对症下药有效治霾
攀枝花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一度比较严重。这些年，攀枝花大力发展以钒钛资源综合利用为主体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同时全面加强污染治理，近10年累计削减二氧化硫近5万吨、烟粉尘5万余吨，全市多年未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环境空气质量和城市生活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从攀枝花生态建设的实践看，治污如同治病，关键在于找准病灶、对症下药。一是要着眼源头防控，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和推广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升车用成品油质量，提高机动车排放控制标准，全面推广低能耗、高产值的绿色技术，对煤炭进行清洁利用、减少直接使用。二是要强化全程管控，依法治霾。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是我们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力武器。三是做好市场引导，注重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自上而下，逐级采取“以奖代补”方法，促进地方政府有效治霾。
（本报记者 徐 隽 张 文）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委员
加强秸秆禁烧综合利用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至少约26%的秸秆被焚烧或废弃，不但浪费资源，污染空气环境，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
建议尽快建立完善秸秆收储转运体系。综合利用税费、信贷、土地等优惠政策，以财政投入为主体，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建设集秸秆打包、收储、转运等功能于一体的收储转运站，在县城、重点集镇周边布设秸秆收购网点。政府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秸秆收储运技术和设备的研发与推广。扩大财政补贴的范围和力度，推动秸秆就地还田、就地收集、集中储运，从秸秆产生的源头开始做好秸秆还田和收集工作。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建设，建立健全秸秆作为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形成秸秆原料有序收集、储运、科技成果转化、商品化开发生产的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赵婀娜）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董事长陈仲代表
加大对农村治污的投入
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污染严重的作坊式企业。此外，由于城市环保门槛的抬高，一些高污染企业开始转移到城乡结合部或农村，加剧了农村污染。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由于农村的污染处理条件非常差，大部分污染物都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进入了河流、土壤，所以农村的污染情况相较城市更为严重。
从整个治污投入来看，配置不合理的现象非常明显。财政对城市的倾斜更多，而农村则处于治污投资的空白区或弱势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相较城市，农村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却没有享受到更优惠的政策、更有力的扶持，会造成老少边山穷地区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下滑甚至倒退。因此，建议加大对农村治污的投入。
（本报记者 白之羽）
内蒙古蒙草抗旱研究所所长王召明委员
环保要善用“加减法”
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也同样经历过。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和保护环境，出台了史上最严环保法及系列法规，大力削减“三高”企业数量，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找到平衡，善用“加减法”。一方面，要结合国情，保持适度的经济发展规模。我们不可能简单地以牺牲经济、就业等“减法”来搞环保，应该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实现转型，变环境危机为转型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以“加法”来实现经济和环保同步发展。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发展中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去解决。“加法”的关键在科技创新。有些过剩产能和过度污染企业应该进行“关、停、并、转”，但这个过程应该逐步在市场环境中实现，不能用行政命令去“一减了之”。只有化危机为动力坚持科学发展，这样才能实现环境和经济同步发展。
（本报记者 丁志军 胡妍妍）
绿色发展
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我们必须紧抓不松劲，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安徽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代表
环境建设促转型发展
当前，环境建设已经成为推动文明创建、促进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成为改善民计民生、凝聚发展合力的“催化剂”。一个地方的人居环境和城市形象提升了，现代文明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念也就得到了有效传播和确立。
铜陵市发展中生态欠账一度较多。针对问题，铜陵坚持把生态文明作为推动科学发展、加快城市转型的重要指导思想，深入推进森林增长和绿化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等专项行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功能。
国家在环境治理改善上的资金和政策比较多，但大都分散在各个部门，没有发挥整体效能和集束效应。建议借鉴“棚改”的做法，组合出台“环改”政策，设立“环改”专项资金，全面系统地开展环境专项整治，焕发群众参与文明创建、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本报记者 钱 伟）
福建南平市长林宝金代表
绿色发展效应日益显现
去年，福建取消了34个县的GDP考核，其中南平有7个。不考核GDP，不等于就不要GDP，而是要绿色GDP。
南平地处闽江源头，是福建的生态屏障，保护生态环境责无旁贷。南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重点发展食品加工、旅游养生、竹产品加工、生物医药和现代农业等绿色产业。由于选择发展的产业与生态保护相一致，虽然关停了一些企业、限制了一些产业发展，但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了，城乡更加宜居，产业更有竞争力，招商引资也更加容易。去年南平招商引资突破2500亿元，3年来年均增长超过45%。现在，南平绿色发展的效应日益显现。2013年，在16项主要经济指标中，南平有9个指标增速排在福建省前三名，绩效考评居全省第一；2014年又有10个指标增速排在全省前列。
（本报记者 蒋升阳 李红梅）
贵州黔东南州人大主任罗亮权代表
让生态释放更大红利
保护生态不能让老百姓穷在生态下，避免出现“树长在山上，人穷在家中”的尴尬。完全可以围绕生态发展林产经济，做好生态文章。
建议在生态保护原则下，科学发展林产经济，将植树造林发展成为老百姓致富的途径。利用林种结构的调整，在保护好防护林、生态林的基础上，多种植经济林、用材林，增加农民收入。在林木资源的深加工上下功夫，从粗放型转变为高精尖。同时，建议对生态林区的农民实行奖励政策，扶持力度应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断提高，提高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让农民树立只有保护生态才能保护好自己经济收入的意识，要将生态保护从国家战略思考转变成个人愿望，让生态释放更大的红利。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刘志强）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委员
少欲知足推动环境改善
缘起因果的道理告诉我们，自身的发展诉求不能损害到他人的权益，不能罔顾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否则将遭恶果。
解决环境问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努力。宏观层面就是由国家主导制定一系列制度、机制与评价体系，以规范那些对生态环境可能构成重大影响的社会行为。在微观层面，社会大众要接受生态化、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佛教的角度看，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应与生态文明一致，要知足常乐，放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把对自然的索取和消耗降到最低，少欲知足。生态环境由无数个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所叠加而成，每个个体的改变凝聚起来形成巨大的力量就会推动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自己开始、从当下开始，用我们的行动做出努力，相信可以再见那片碧水蓝天。
（本报记者 银 燕 萧伟光）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委员
沙漠治理孕育巨大商机
我国西部沙漠空间辽阔，蕴藏着丰富的光、热及生物资源。在沙漠治理过程中，大规模实施生态光伏、节水农业、光伏农业、生态旅游、大健康产业等绿色生态经济，变沙害为沙利，变劣势为优势。
库布其沙漠在生态修复过程中，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公益化的模式，带动沙区10多万人脱贫致富，创造了超过300亿元的生态系统总值，成功探索出一条兴沙之利、避沙之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据估计，如果将库布其治沙模式推广应用到我国可治理的沙漠，将可实现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可以考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修复合作机制”，利用该机制为沿线地区沙漠治理提供技术援助。
（本报记者 潘 跃）
广东清远市代市长郭锋代表
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政府工作报告浓墨重彩予以部署，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清远是珠三角北部门户、广州后花园，具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在实施“广清一体化”发展战略中，清远秉持一个理念：经济发展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城市建设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生态文明是清远的优势所在，失去了生态优势，清远的对外竞争优势就无从谈起。为了实现“北江明珠、绿色崛起”，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罗艾桦）
湖北凯迪集团董事长陈义龙代表
生物质能源纳入国家规划
能源安全跟粮食安全一样，必须在本土解决。中国的石油储备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大部分原油都得靠进口。凯迪集团已经成功生产出生物质油，生物质制油技术有260多项专利，140多项发明专利，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申请了保护，这是目前这个领域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之一。
发展生物质能源，曾被写入国家“十五”规划，后来，因为发展不顺，被搁置下来。现在，一批生物质发电企业已经正常生产并实现盈利，为生态建设、农民增收作出了应有贡献。生物质能源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进入健康发展的爆发期，其战略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建议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专项，来支持和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时圣宇 程远州）
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代表
建议设立科学家博物馆
生态文明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要把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手段，把科学家作为重要力量，充分吸收科学家思维。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建议尽早立项启动建设科学家博物馆。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产生过许多重大发明创造。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在一些重要关键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思维和精神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独特的优势，在这种文化滋养下产生了许许多多具有这种优秀科学精神和思维的科学家。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将是一座展现与科学家群体相关内容的大型博物馆，集中展示我国广大科学家艰苦探索、锐意创新的奋斗历程，从而达到“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目的，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设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打造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殿堂和情感家园，建设中国科学家研究基地和国家级宣传平台，既确有必要，又切实可行。
（本报记者 姜 洁）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代表
加快建设特高压电网
目前，国家正在建设“两交一直”特高压工程，将于2016年全部竣工投产。届时，“两交一直”将锡盟煤电、宁东和淮南煤电及风电送到东中部，将新增输送能力2600万千瓦，可以减少东中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鲁、江浙沪等地区的煤电装机，减少燃煤运输61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8亿吨、二氧化硫32.53万吨、氮氧化物34.15万吨。
为此，建议将特高压电网发展规划纳入国家“十三五”能源电力规划。结合大型能源基地建设，加快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电网；尽快核准建设相关特高压工程，保障东中部地区电网安全和电力供应，落实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治理大气污染。
（本报记者 励 漪 姜泓冰）
重庆市武隆县委书记何平代表
增强生态区的造血机能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指简单的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更是一种系统发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就具体表现而言，就是指既要保护好生态，又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武隆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重庆市委、市政府将武隆纳入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赋予生态保护的首要任务。近年来，由于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保护发展之路，武隆初步实现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下一步，武隆深入实施“绿色崛起、富民强县”战略，更加注重生态建设。
建议国家层面建立健全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生态建设补偿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等。同时，要加大直接性补偿力度，在保障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增强生态区的造血机能，逐步摆脱贫困。
（本报记者 李 坚 成 慧）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代表
重视渤海湾生态安全
目前，渤海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作为全球11个典型的封闭海之一，渤海水交换能力差，自净能力有限，更新周期长达15年左右，几十年的污染积累很难在几年内消除。渤海湾海洋生态安全的缺失，严重影响京津冀一体化及环渤海地区的循环经济及海洋经济的发展。
建议国务院落实“渤海湾海洋生态安全监控及其综合治理”相关工作，将“建立环渤海污染统筹防治机制、事故预警预报和应急联动机制”上升为国家行为，强化环渤海各省、市大区域的环保战略意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区域性污染统筹防治机制。
（本报记者 靳 博）
节能减排
我国节能环保市场潜力巨大，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河南安阳市市长马林青代表
向环境优化增长转变
去年全国各地治理雾霾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河南安阳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大气环境集中整治活动，严厉“控污、控煤、控尘、控车、控油”，累计投入资金2.9亿元，关闭、取缔企业360家，停产治理企业567家，减轻雾霾的发生。
治污不是发展的停止和倒退。把大气污染防治与调整产业结构、深化改革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转变。为此建议：一是建议国家扩大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资金支持覆盖面，在工业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给予重点地区大力支持。二是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建立健全科学考评体系。治理大气污染仅靠限产、限排、限行等措施，还不能起到“治本”功效，要充分发挥制度的导向作用，调动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三是在大气污染严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开展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
（本报记者 马跃峰 寇江泽）
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代表
环保标准不能参差不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不一，也难成方圆。目前，各地环保标准参差不齐，除了国家标准，又有各自的标准。环保法明确地方政府可以出台严于国家标准的法规，比如河北省的钢铁标准就严于国家标准，但京津冀地区一些城市并不执行这样的标准。
标准不一致对企业不公平。排放标准不一样，环保成本也不一样。环境治理不能各自为政，否则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必须实行“一盘棋”，深化协同治霾的效果。因此，建议国家统一环保标准。标准统一后，有利于开展联合执法、交叉执法。比如在APEC会议保障上，开展过跨区域执法。京津冀协同发展后，这种联合执法、交叉执法应该成为常态。
（本报记者 史自强 杨 柳）
江西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总裁陈康平代表
加快创造清洁能源步伐
随着能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转型、创造清洁能源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国家已为包含新能源在内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
下一步，还是要从三个方面加快步伐：一是要以创新推动发展。结合产业发展阶段以及未来趋势，提前布局新兴市场，从原来的制造型调整为面向市场型、客户型，探索一条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二是要引进国外高质量人才和智力。通过引进、消化、吸引、再创新和自主创新道路，提升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弯道超越。三是完善有关优惠政策。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研究和制定相应的财政、投资、信贷、税收、价格补贴和成本与风险分摊机制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构建推动企业创新的有效激励机制，使技术创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从而提高新能源开发和使用效率。
（本报记者 钱 伟）
中建三局董事长陈华元代表
加快固废处理产业化
近几年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总量约20亿吨，占城市垃圾比例的40%。在农村，每天产生的生产生活垃圾量也多达100多万吨，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加快固废处理及循环利用与产业化开发，对改善城市环境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固废的处理、利用仍面临着固废管理标准体系不完善、固废无害化处置技术水平低、固废资源化利用程度不高等问题。
建议把我国固废处理产业作为“十三五”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加以扶持，明确社会参与办法，包括参与形式、程序、渠道及保障办法，鼓励与规范社会参与，形成固化处理产业链。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园，打造较为完整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链。
（本报记者 时圣宇 程远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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