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市长：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 月收入7千

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CFP资料图

　　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们在行使权力时，受到约束是不是太少了？”前日，在山东团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抛出了这个疑问。

　　梅永红说，中组部曾来济宁调研干部制度，他向来调研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是有私欲的，把人放到一个位置上，赋予他一个无边的权力，实际上是把他放在悬崖边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他呼吁国家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如果不能把这道‘栅栏’扎紧，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更大的案子。”

　　这番言论，使得同组的赵冬苓代表不禁为他点赞：“作为一个市长，能这样说，说得真好。”

　　梅永红1987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国家部委工作，直到2010年10月调到济宁市主政，在地方工作的4年间，也让他对基层政府治理有了新的体会。前日他就依法行政、公车改革、“四风”建设等问题向南都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谈机关负责人出庭

　　相信地方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

　　南都：昨天你谈到了依法行政的问题，新行政诉讼法5月1日起实施，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你觉得通过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促使政府去敬畏法律吗？

　　梅：这个作用会非常明显，我也相信地方行政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去面对法律的裁决。

　　现在政府面对着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我跟法制办说以后有告市政府的，就安排我出庭吧。

　　为什么我想去出庭？一方面可以强化我自己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对济宁市各级政府有个昭示，我们一定要依法行事。如果违反了法律，你也一样要成为被告，甚至要受到法律的裁决。

　　南都：那你后来出庭了吗？

　　梅：后来他们怕社会上过多解读，最后通过政府的法制办来解决了。

　　政府官员走上法庭，成了被告，似乎成了不光彩的事情，另外舆论可能会认为你在“出风头”。

　　我认为将来社会舆论也要营造一种宽容的氛围，要多鼓励政府官员能够来面对法律，走上法庭，让它成为常态。

　　谈“公务员离职”

　　公务员已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

　　南都：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公务员离职”，包括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也离开公职，你怎么看？

　　梅：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得许多人把“做官”作为最大的目标。

　　现在这点正在发生改变，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

　　这就是一份职业，最后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公务员岗位，下海的，回学校做研究的，甚至有的到了司局级都不做了。

　　谈基层干部

　　“县委书记月入3000，还不如工厂打工的”

　　南都：2010年，你从科技部调到济宁市工作，谈到基层的工作，你在昨天的发言中，用到了“呕心沥血”四个字，在基层的工作难吗？

　　梅：我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基层政府官员每天要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没几个人不是焦头烂额的。当然做公务员的特殊性，就在于讲奉献、讲牺牲，他们如果违背了法律、良知了，也理应受到惩罚。

　　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过分的苛责，甚至动则谩骂，应该更加理性对待他们。

　　南都：很多官员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是不是跟收入不高有关系？

　　梅：我倒不这么认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有它合理性，毕竟老百姓收入并不高，作为公职人员，和老百姓收入差距大了也不行。

　　习总书记也说了，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

　　你对这个收入不满意，可以去做别的选择。绝不能把工资偏低作为腐败行为的借口。不然怎么解释有的官员贪了几千万还在贪？

　　谈“四风”

　　有时我骑个自行车就去调研了

　　南都：太忙了，是否跟会议太多也有关系？

　　梅：以前确实这个问题突出，近几年有很大改变，现在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能开短的会议不去开长会，能合并的会就不分别开，能通过视频开的就不用都拉过来开。

　　现在法治还不健全，通过开会去动员、部署还是有现实意义，不能简单来否定开会。

　　当然，会多了，把开会当作推进工作的唯一的方式，这个就是形式主义，我们要加以摒弃。

　　南都：确实感觉到十八大以后，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转变了许多。

　　梅：以前我们到县里去调研，县主要领导都在进他们县的路口等着，现在都是直接到现场，大不了你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地形，县里面派辆车帮你引下路。陪同人员都在现场等着，而且每次都要限制陪同人数。

　　南都：那你去调研是怎样的？

　　梅：有些调研，我明确不要下面的县长、局长参加，经常一辆车就下去。有时去一些社区，我骑个自行车或者走路就去了，有时还开自己的私家车去。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我，全国都是这样，这今后也是一种常态。

　　南都：不怕上访的人围住你？

　　梅：怕什么？平时我也经常去信访大厅去接访，这个社会总体稳定、安全，很多市民都认识我，我去调研时，他们还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

　　谈公车改革

　　取消官员“特权意识”意义更重要

　　南都：你说你有时开私家车去调研，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该用公车，什么时候该用私车？

　　梅：过去我在部委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公车，经常是“私车公用”，上下班自己的车，去办事也开着自己的车。

　　现在到地方去，我感觉，如果真是用公车去办公事，没什么不合理。问题在于，很多人不该配车的配车了，而且还开着公车去做私事，去旅游去接送家人。

　　这无论从道理和法理上都是不应该的。

　　现在中央到地方全面推开公车改革，今后公车取消了，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行政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很多社会问题，公车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种“特权”。

　　公车取消后，可以让大家都意识到，我们作为官员本来就是和百姓平等的，而不是说走到什么样的职位上就应当享受怎么样的特权。

　　谈地方立法权

　　经常发现法律不具体、难执行

　　南都：这次全国人代会正在审议立法法修正案，一旦通过，今后设区的市都将获得立法权。济宁是否也在积极争取？

　　梅：当然在积极争取，济宁是煤炭资源型城市，面对煤炭价格下跌、土地塌陷、农民失地、生态破坏一系列问题，我们对其进行解决的时候，经常发现相关法律条文不具体，都是原则性的，很难执行，怎么执行都是合理的，这让人觉得困扰。

　　当然，我们国家那么大，从国家层面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具体照顾到每个地方的实际。

　　我们有了地方立法权，就可以针对当地重大的、关乎民生、关乎重大社会长远发展的领域进行立法，像对煤炭塌陷区的治理，这就亟待通过立法来解决。

　　济宁年产煤炭1亿吨，每年造成3万到4万亩的塌陷地，现在总共60万亩塌陷地，造成很多农民失地。

　　作为政府、企业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现在对这方面的法律条文是很粗线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