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在“高反对票”中进步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日表决通过一系列决议草案,其中司法方面依然是人大代表们最不满意的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成为得反对票最多的两份报告,分别为479票和411票;但较去年的519票和505票,对“两高”报告的反对票数量均有所减少。在两会结束之时,回眸过去多年来两会中的“反对票”,可以管窥人大代表表决权力演进的历程及中国民主进程的轨迹。

　　饱受关注的反对票

　　3月6日,关程远、韩方明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为投票的电子表决器加上一个“小盖子”。因为表决器没有盖子,容易被其他人看到,不利于投“反对票”。

　　此议一出,争议四起。支持反对者皆有不同理由。与此相关的两会热闻不止此一端。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倪萍在两会期间一句“我爱国,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也招来了漫天的争议声。将倪萍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人因“从没投过反对票”而称倪委员不合格。

　　两则事件的实质环节均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反对票”。这些看似两会里的“花边新闻”,实际上反映了场外的全体国民对人大代表的投票权力尤其是“反对票”的看重。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医科大学附院整形外科主任汪春兰在前日刚刚炮轰了国家医改中的基本药物制度,然而她表示自己在本届两会上投的均是赞成票。

　　“中央的各项决议草案,应该说在这些年给了人民很大实惠。从这点上,我还是支持的。”汪春兰说,在这些报告决议草案中,她其实最同情的是“两高”的人。因为她对这个系统有比较多的了解,“有的时候干得再苦再累,别人也一样骂你。”她说,“完全公平是不可能的,好就好在逐渐地向法制化的道路在走。”

　　而群众反映的很多问题是在基层,但案件这么多,“说实话他们24小时不睡觉都办不完。”汪春兰说,对“两高”报告她是发自内心地投了赞成票。

　　“其实有点看法的是财政预算。”汪春兰说,中央这么多钱,怎么花的,没有细化,也缺乏透明度。她和其他代表都看不懂。“为什么不能在网上公布呢？”她表示有了钱也就有了权,很多地方政府开两会就是来“跑部”的。

　　然而这一项她仍然没有投反对票。“我个人觉得这么大的国家还是不容易,看法归看法,还是维护她的。”她笑说。

　　记者联系的其他几位人大代表多不愿就此问题谈过多,一位代表表示,“投了反对票的,他也不愿意对外说。”

　　反对票推动政务改革

　　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今年的“两高”报告决议草案仍占据了今年反对票数的状元和榜眼位置。

　　“听其言而观其行”,众人对于“两高”报告的评判仍缘自其工作本身。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看来,报告较低的通过率,存在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司法制度本身不完善。他认为,近年来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严重,而司法不公有的是体制问题,有的则是司法人员自身问题。案多人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造成了办案速度较低,影响司法系统在百姓心中形象。与此同时,法官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存在部分专业素质欠佳的法官。第二个原因,则来自司法系统的外部环境,即行政干预较多,包括政法委、各级政府过多干预司法系统办公。而目前法律还不适应社会发展,立法存在问题,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就需要修改。

　　但纵向对比,“两高”报告今年的反对票数实际上已有不小幅度的下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民法专家梁慧星表示“今年最高法院的报告及格没问题,从态度上看,最高法没有回避和遮掩法院队伍出现的问题。”而一年前,他曾痛批“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不能容忍地步。”

　　反对票数的变化趋势能够看出人们对“两高”工作的认可度逐渐在改善,而反对票本身,也在促进着“两高”工作的改善。在姜明安看来,通过率的提升,则源于近两年司法系统的改革。

　　1950

　　1949年后,各级人大普遍采用举手和鼓掌,表决选举任免、重大公共决策和政府工作报告等事项。1953年后,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会议选举、通过议案和基层直接选举采用举手、无记名投票,间接选举人大代表和县以上人代会选举国家机关人员必须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但是1958年后人大制度日渐衰弱,除了选举和任免,鼓掌又成了主要表决方式。

　　1960

　　1966年“文革”开始后,人代会上充满阵阵狂热、盲从的掌声,基本上代替举手和无记名投票。

　　1979年的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恢复选举和任免用无记名投票表决。

　　1980

　　上世纪80年代起,人代会上开始出现反对票。六届全国人大的时候反对票很少,到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手表决,共计出现11票反对,61票弃权;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多达1079票。

　　1990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当时即有人对“投反对票就永远记录在案”表示忧虑。电子表决系统总设计师林达亮称:“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最高检报告时,反对票加弃权票最多,高达1099票,占40.4%。

　　2000

　　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惨遭否决。田必耀称,这个标志性事件的出现,不能忘却电子表决器的功劳。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说,“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2月,广东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在省级人大第一个把延续多年的举手改为无记名投票表决。随后多地跟进使用无记名投票表决,而反对票也逐渐增多起来。

　　回眸

　　反对票60年

　　对于人大中反对票的演进历程,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田必耀曾经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表示,表决方式上从解放前的“豆选”到现在的电子表决,人大表决方式的演进已成为完善人大制度的应有之义。而反对票的出现,也与此密不可分。

　　专家说

　　“投票结果反映代表们的真实意见”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田必耀对反对票和人大表决方式有多年研究,他认为,现在的投票结果,基本能真实反映出代表的意见。可以让代表们做到真实地表达意见,没有什么人会限制代表们投反对票。他认为表决器加盖与否倒不是问题的关键。

　　在某些方面,他认为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财政预算报告,到现在还只是书面报告,而报告中的一些技术性的表述,不一定像政府和人大报告那样容易理解。

　　信息渠道获取方面,人大代表的表决会受到职业、地域、年龄、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尽管这一票是代表人民投下的,各位代表也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去投票。

　　对于表决器加盖的争议,田必耀表示,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目前的电子表决方式,已经使得代表们的表决被控制操纵的可能性非常小。

　　对于如何能让代表们的投票更有含金量,田必耀表示,在每次人大会议表决前都有一个审议过程,从法律意义上,他认为这应该叫“审查”。这个过程可以做得更精细、更有针对性一些。而代表们在审查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本地区的工作汇报,同时应对工作的措施、目标和数据多一些建设性甚至批评性意见。

　　他认为审查的过程如果做得充分了,会更有助于增加表决结果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