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料：中新建交前李光耀的两次访华

　　中新建交前李光耀的两次访华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一度十分冷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发展，根据毛泽东“一条线和一个面”的战略思想，争取团结各国政府，共同对付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成为重要目标。这样，打开与新加坡的关系，对我国开展东南亚国家的工作日显重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从1970年末，我国逐步调整了对新加坡的政策，指示中国驻外代表机构主动邀请新加坡外交使节参加中国的国庆招待会。我国的积极姿态，得到新加坡的理性回应。双方的第一次接触是1971年新加坡首次派乒乓球队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友谊赛。接着，我国于次年派遣乒乓球队到新加坡进行友好回访。

　　1974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访华。5月31日中马两国建交。这无疑对与马来西亚曾为一国的新加坡，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暗暗地起到助推作用。1975年3月，新加坡派外长拉贾拉南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拉贾拉南的访华，既表明了友善，又表现了疑虑。他对周恩来说明，由于邻国对新加坡以华裔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特别敏感，新加坡只能在印尼同中国复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围绕新加坡关心的问题，也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1975年6月泰国首相克立·巴莫访问中国，7月1日中泰建交。有高度政治智慧和策略艺术的周恩来抓住时机，请克里·巴莫向李光耀传话，邀请他访问中国。睿智持重的李光耀对周恩来的邀请没有立即作出回应。1975年9月周恩来又通过伊朗首相胡韦达向到访伊朗的李光耀转达对他的访华邀请并强调说时间已经不多了。李光耀也注意到报载周恩来住院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于1976年5月访华。遗憾的是未等他成行，周恩来已于1月8日逝世。

　　打破坚冰

　　李光耀的首次访华，在外交上堪称“破冰之旅”。他意欲充分利用这次经过长时期酝酿才定下决心的访问，尽量多看看中国。中方理解他的意图，尽量满足其愿望，细节上力避敏感因素。李光耀也谨慎从事，为避免他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引起“寻根问典”非议，特意在他率领的17人代表团里安排了多个民族人士，其中有在斯里兰卡贾夫纳出生的泰米尔族的第二副总理拉贾拉南、马来族的政务次长麦马德和华族的外交部政务次长李炯才。他们伴随李光耀出席所有会议，在各种场合一律讲英语，以此表明他与中国毫无私密接触。

　　1976年5月10日至23日，李光耀率团首次访华。当时，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放，出面接待的是新任总理华国锋。华国锋对外交不熟，又置身“文革”的特殊环境，因此他在会谈桌上神情严肃，举止谨慎。

　　当时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且多病缠身，因此会见来访国宾均不作预先安排，而是临时视情况而定。5月12日，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突然到钓鱼台18号楼通知李光耀，说毛主席将会见他。这令李光耀遂生几分意外欣喜。因为当时毛泽东会见来访外宾，被视为是对客人的最高礼遇。

　　礼宾车队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李光耀和拉贾拉南下车后被引导入内。毛主席身穿浅灰色中山装，靠坐在客厅正面的沙发上，见李光耀进来，由张玉凤和护士长扶起来与其握手。落座后，李光耀一改他惯常的自如洒脱坐姿，正襟危坐，极力保持政治家的矜持和仪态的郑重，显示出对“伟大领袖”的尊重。

　　毛主席身体虚弱，说话含糊，吐字不清，加之浓重的湖南口音，众人很难听懂，需由张玉凤用普通话提高了嗓门逐句重复。有几次张玉凤也不得不在纸上写几个大字，请毛主席确认无误后，再由冀朝铸译成英语。会见持续了约一刻钟，华国锋和时任外长乔冠华陪同会见。这场会见纯属礼节性的，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用李光耀的话说，只不过是中方表达了对新加坡代表团的善意和重视。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章都作为重大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会见的消息和照片。李光耀看到照片后说，（毛泽东）比当面所见到的要好。

　　这次简短的会见，给李光耀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若干年后他还回忆道，毛泽东当时已83岁高龄，无论是精神或者体力都很虚弱，已不像中国新闻媒体描绘的“神采奕奕”的样子了。但他看到的仍是领导过长征，坚持抗日游击战，打败国民党军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人。

　　李光耀的第一次访华，所到之处不多，接触民众受限，但淡释了李光耀对华的政治疑虑，回国后就放宽了公民旅华限制，允许60岁以上的人可以访华旅游观光。他的用意在于，让新加坡的华人到中国看看，会更热爱新加坡。

　　冰消雪融

　　1978年11月12日，74岁高龄的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后，续程访问新加坡，同李光耀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了解。这次会见，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特别是邓小平听了李光耀批评甚至是责难中国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做法后，不仅没有批驳，反而问道：“你要我怎么做？”这使李光耀为之一震。他感到这与其首次访华时接触的领导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于是李光耀坦然相告：“中国必须停止马共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邓小平坦诚相告：“这需要时间。”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再度访华。李光耀允称，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再去。

　　这次访问，使邓小平在李光耀心中成为形象崇伟的人中之杰。邓小平惊人的谦虚、坦诚和敢于正视批评的勇气，赢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

　　之后，我国报章杂志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有了微妙的变化，不乏赞许之意。我应《光明日报》之约撰写的《新加坡经济为何发展得这么快？》被新方人士视为“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隐性表达”。这些都被视为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观感有了积极效应。可以说，新加坡吸收和利用外资的经验，成为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考。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巨大成功和我国对新加坡政策的调整，打开了李光耀的心结，增加了他对中国的信任度。随后新加坡民间访华人数大量增加，中新贸易迅速增长，新加坡成为我国除香港外的最大转口贸易站。1979年12月29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1980年8月14日，两国签署协议，以执行贸易协定的名义，互设有使馆主要功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务代表处。这为李光耀第二次访华铺平了道路。（来源：山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