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曾访华30余次 从政后再次学习中文

　　3月2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

　　1959年，年仅35岁的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1990年李光耀卸任政府总理。此后，他先后留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2011年，李光耀宣布隐退。

　　李光耀缔造了被亚洲各国效仿的“新加坡模式”，同时他的“软威权主义”也备受争议。对于这一切，李光耀曾说过，自己必须带领独立后的新加坡取得成功，“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不在意西方读者如何评价我，我在意的是我的人民如何评价我。”

　　【建国】

　　最遗憾脱离马来西亚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相隔一条1400米宽的柔佛海峡，两地过去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二战后，民族解放的浪潮席卷东南亚，1959年，新加坡成立自治邦。

　　那一年，35岁的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出任自治邦总理。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00多平方英里的小岛，在李光耀理念中，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因为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

　　与周边邻国不同，新加坡是东南亚少有的移民国家，从诞生第一天起就被各种势力、种族和思潮的矛盾交织缠绕，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催生了新加坡这个“人造国家”，也让奉行实用主义的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

　　1963年，李光耀与马来西亚“国父”、首任总理东古·拉赫曼政府达成协议，新加坡和马来亚正式合并。但是合并后的联邦却一直被种族矛盾所困扰，对此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并最终酿成1964年的种族暴动血案，这场动乱直接导致了后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道扬镳。

　　“一些国家原本就是独立的，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则是强加在它头上的，”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广播电台播出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随后播出了一份虽然只有90个字却改变了新加坡乃至亚洲的宣言，李光耀以总理名义宣布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每当我们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李光耀回忆说，“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分家成了事实，我辜负了许许多多的人”。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想到在42岁时，要负起独立管理新加坡的责任，照顾200万人生计，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兴国】

　　左右逢源换来经济腾飞

　　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人口为200万，其中华人占3/4，人均GDP仅为450美元。二战后欧洲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新加坡面临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工业基础的劣势局面，随后英军的撤离让这种局面雪上加霜。

　　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外交上，他让新加坡在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中左右逢源。在内政方面，他选择对外开放。李光耀后来在《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为何新加坡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那就是让新加坡不同于他的邻国，首先鼓励开放和移民，通过外资将技术、管理、市场和人才引入进来，其次，选择使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可供“剥削”，“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李光耀和经济学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就顺应潮流为新加坡制定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致力于大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多元化工业结构。李光耀和他的团队都成了“推销员”，为了游说美国企业进驻工业园，李光耀亲自访美向美国商人讲述新加坡从小渔村开始的奋斗史，惠普和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相继进驻，美国企业的成功也鼓励日本商家来新加坡投资。

　　在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李光耀非常注重招募那些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们就多以这些人组成，为了保证新加坡人才源源不断，李光耀设立新加坡奖学金，每年选拔优秀青年去发达国家留学。

　　历史证明，李光耀和团队逐渐将新加坡经济推入腾飞的轨道。1990年，李光耀卸任时，新加坡人均GDP为14504美元，是1965年独立时的30多倍。

　　【立国】

　　严刑治国不顾外界争议

　　自执政后的第一天，李光耀政府就确保税收每一分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交代，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权力中饱私囊的领域。

　　李光耀还强化了预防、发现和制止枉法行为的手段，例如，1960年修订的法律规定官员若收入与职位不相称，法庭就可以此作为受贿佐证。最令官员胆寒的就是“抓大鱼”的贪污调查局，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有权调查所有官员和部长，上世纪60到80年代，先后有几位部长涉贪被查，他们的下场多很凄惨，谋生无门，曾经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甚至因涉贪不愿面对社会的唾弃而引咎自杀。

　　在打造新加坡的过程中，“威权法治”让李光耀毁誉参半。“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新加坡只不过是在科技上有成绩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存在鞭刑、不准贩毒、禁止吸毒、不许吃口香糖、不能做任何明文禁止事情的国家。”美国著名传记记者汤姆·普雷特在《李光耀对话录》中写道。

　　李光耀一直被认为是融合东方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一方面，剑桥法学院毕业的他尊崇宪制传统和契约精神；另一方面，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强权让他认识到必须要有铁的手腕，采取一些专断措施来打击那些破坏秩序的力量。严刑峻法、重刑重罚都是李光耀威权法治的重要表现，为了确保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他甚至逐步取消了英国人留下的陪审团制度，在他看来陪审团“阻碍”死刑判决。

　　严苛法律确实一定程度上为新加坡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被选为最安全的国家。即便如此，鞭刑也为李光耀带来了巨大争议，特别是1993年美国少年鞭刑事件，西方人权组织形容新加坡鞭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

　　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李光耀不以为然。“如果一位领袖不能坚定地领导，又怎么能明智地执政，强权领袖做出能够持久的艰难决定”。在李光耀眼中，作为领袖能受人爱戴和敬畏通常是好的，但如果只能选其一，那敬畏比爱戴来得好。

　　（王晓枫）

　　中国情缘

　　李光耀曾访华30余次

　　生于华裔家庭，是中新关系奠基人、开拓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而对这位华人血统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从政后再次学习中文

　　出生在华裔家庭的李光耀直到将满6岁时才被外婆送进私塾学中文，但几周后就转入新式学堂接受英式教育。从政后李光耀再次学习中文，仅用4年便能用流利的汉语即兴演说，后来他还把包括李显龙在内的三个孩子送去汉语学校学习。

　　李光耀为新加坡有儒家文化背景感到高兴，他曾说，“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很好。我们崇尚节约、勤奋、孝顺和忠于家庭，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学问和学习。”

　　据统计，包括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李光耀访华30余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在1970年代中期，李光耀先生审时度势，预见了中国巨大的发展潜能，同时深信一个和平发展、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必能惠及区域和世界。”

　　新加坡1990年与中国建交。中国现已是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合作领域广泛，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环境与水源等。

　　会见五代中国领导人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曾会见过五代中国领导人。

　　1976年，毛泽东会见李光耀，两人的会面只进行了约15分钟。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邓小平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表示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这第一次会面，李光耀也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

　　从1980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李光耀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1997年与2008年李光耀均被邀请为香港回归及北京奥运会特邀观礼嘉宾。

　　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李光耀称习近平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这源于2007年，李光耀访华时同习近平首度会面后留下的印象。2011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光耀。习近平当时积极评价中新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继续加强在经贸、人文、防务等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继续扩大各领域人员交流和培训，共同推动中新关系全面发展。（韩旭阳）

　　谈民主

　　你问大家，他们想要什么？像你们这样，拥有写社论的权利吗？他们要的是房子、医药、工作与学校。

　　谈外交

　　无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为它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在本区域的‘巨树’之间穿梭。

　　谈勤政

　　在我的汽车里装了部电话。每天早上司机都受命试打那个电话，看它行不行。我要它时时都没有毛病。我要政府也做到这一步。

　　谈生死

　　万事终将有尽头，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终结，会来得迅速且毫无疼痛。我可不想变成残废，半昏迷卧床，鼻孔插着管子直通入胃。那样的情况不过只剩下躯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