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问题专家：光守规矩已无法交朋友

　　导语

　　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中国只是开始踏足国际舞台；今天，中国已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全世界都在聚焦中国、都在对中国评头论足、都在看着中国究竟会做成什么样的事情。“万隆精神”依然是推进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宝贵财富。但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只有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

　　本报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60年前，中国刚刚开始踏足国际舞台，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随后交到了一批又一批“新朋友”、“穷朋友”和“铁朋友”。60年后，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聚光灯下，受到全世界的审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样才能把“朋友圈”做大？如何让“小伙伴们”愿意搭乘我们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对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朱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的深远价值

　　《21世纪》：60年前，中国积极参与万隆会议，团结亚非国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为中国争取国际伙伴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对中国建国后几十年的外交路线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朱锋：60年前，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和一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倡导亚非合作，代表了二战后国际体系中一股不同于西方老牌大国的“新兴力量”的崛起。这批新兴国家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开始发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主权和民族意志的国际见解，开辟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国家自主意识和国家力量觉醒的新时代。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和印度、缅甸领导人共同发起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处理国家间交往和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代表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美苏“两极格局”下坚定捍卫新兴力量国家利益的坚定声音，也为战后国际规则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泛和活跃地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展联系与合作，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取到了一批又一批“新朋友”、“穷朋友”和“铁朋友”。中国开始成为二战后国际舞台上“新兴力量”的重要代表，甚至是领军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那时起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政府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共谋和平基础上捍卫中国民族利益、反对霸权主义、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1973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正是广大亚非拉的“穷兄弟”们，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超越各国文化、历史、传统、种族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差异，务实、互利、平等地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为新中国赢得了尊重、赢得了朋友，也赢得了重要的国家利益。

　　“万隆精神”依然照耀 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

　　《21世纪》：60年后，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领导人还要如此高规格地纪念万隆会议，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再回顾当年提出来的“万隆十原则”，还能否适应今天的中国和其他的亚非国家的发展需要？

　　朱锋：60年前万隆会议的重要遗产，就是高高树立起了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大旗，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强调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力量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发展中国家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合理、公正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责任。这就是60年前万隆会议所开创的“万隆精神”。

　　今天，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已完成了民族独立和政治经济自主的重任，世界局势也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为了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和加强在国际体系中“发声”、进一步促进全球稳定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终结，“万隆精神”依然是推进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宝贵财富。

　　“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是照耀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价值。只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和外交理论体系更丰富、更全面、更具时代感。这也是中国高规格地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重要原因。

　　“万隆十原则”是“万隆精神”的一部分。继续高举万隆精神的大旗、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进步，仍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时代要求。今天世界动荡和不稳定的地区，依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中的干涉主义依然还在以各种形式和面貌出现，世界各国不同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否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与理解，解决这些问题依然任重道远。今天，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彰显和发扬“万隆精神”的任务和责任没有变。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合作与团结、共谋对策、共赢发展、共建21世纪稳定与繁荣的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住和平与繁荣的历史机会。

　　推动“一带一路”要从改革国内体制开始

　　《21世纪》：中国从2013年起提出了一系列外交主张，如“一带一路”、“亚洲事务由亚洲国家主导”、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等。这些主张让很多国家积极响应，但也让一些国家充满疑虑。您怎么看这些负面声音？您觉得中国应怎样应对？

　　朱锋：中国这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旨在进一步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建立洲际之间的互联互通，这是中国经济规模走到今天的自然结果。万隆会议60年以来，中国已是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这些倡议、主张对补充和完善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治理体制、促进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正在发挥日益重大的贡献。

　　如何将“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等构想和设计真正落到实处？中国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消除国际上出现的各种“阴谋论”、降低其他国家的疑虑，说到底，是我们能够在提出这一系列宏大倡议的同时，如何依据国际规则和中国所能发挥的创新机制作用，真正将这些倡议变成共赢的制度和操作实践。

　　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中国只是开始踏足国际舞台；今天，中国已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全世界都在聚焦中国、都在对中国评头论足、都在看着中国究竟会做成什么样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只有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

　　从近十年中国海外商业活动的经验来看，要把“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等宏伟构想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自身的国内体制必须首先改革和创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全面”所代表的国内治理模式的进步和更新，是一切中国“走向世界”工程的根本保障。

　　今天中国纪念万隆会议，但践行万隆精神的中国行为已和60年前出现了根本变化。今天不是简单地遵循原则就能赢得朋友。相反，在利益交融机制日益深化、人员间的社会交往日益广泛的时代，简单的原则表达已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每个中国人、每个企业、政府的每个部门，在推进对外经济、政治交往与合作进程中都是中国形象、中国能力的代表者和践行者。推进亚非合作，每个中国人都需清醒地意识到，公民个体和企业形象，常常就是国家形象。

　　当中国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方式开始改变世界的时候，其他国家出现疑虑甚至负面的声音是必然的。中国的“大手笔”工程，正在改变世界的利益分配，也在对其他国家的心态带来重大冲击。国际关系是实实在在的竞争关系、利益关系。当中国想做大事的时候，别的国家不仅不会必然给与中国鲜花和掌声，只会给中国批评和挑剔。所以，今天的时代，中国要继续大手笔地“走出去”，一定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和调整。

　　中国新一轮“走出去”应搭配“文明优势”

　　《21世纪》：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非地区的发展，开拓市场、出口装备、拉动投资。这些事情西方国家也都做过，中国怎样才能做得跟他们不一样，真正实现双赢的愿景？

　　朱锋：我们提出了“五通”的概念，尤其强调“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做好，我特别强调中国要有首先自己改变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提升中国的治理模式和机制，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和国际意识，提振中国企业与个人的创新与竞争能力，这些都是保障中国海外活动真正可持续的关键。西方在海外大规模商业扩张的时候，是三条腿走路—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西方价值和体制的输出以及常常使用的“炮舰政策”。时代环境已根本不允许中国今天的海外商业扩张重复西方的老路，但我们必须借鉴西方的经验。

　　中国“一带一路”构想想要真正成功，不是简单的资金和技术、更需要某种“文明的优势”，或者说是如何保证中国新一轮走出去进程中的“非经济目标”的规划和发展。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例如，中国企业和个人海外商业行动中的环境保护、文化尊重和社会融合工作，这方面我们必须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