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讯】“中国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要善做减法，第一，经济要去产能；第二，城镇要去空置。目前减产很难，企业一般来讲不愿意关门，首先是我们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它关门，只要还开着，就能算GDP，GDP现在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只要它开着，还能收增值税，我们是流转税，只要生产就可以收税”4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幕式作出表示。
中国支持高速增长的一些重要需求，比如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他们所拉动的重化工业的产品，到2015年前后基本上都达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整个历史进程的需求峰值。”刘世锦介绍，在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煤炭，一些最好的企业现在都到了亏损的边缘，有些亏损很长时间的企业又关不了门，为什么呢？地方政府帮着它在那扛着，最后结果是大家都熬着，价格起不来，地方财政收入还是要下降的。“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的平衡，在需求端放缓以后，到了中高速增长的点以后，供给这一端也要减，和需求端能够平衡，这就叫做转型再平衡。”
刘世锦认为，减产减不下来是因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很大作用。“如果要减的话大家都想别人去减，我不减，你减了，以后价格上来，我就坐享其成了。”刘世锦称要打破这个困局，光靠市场的力量现在看来非常有限，“我们当年增长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市场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月17日-19日，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在上海临港滴水湖畔举行。该论坛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
以下是刘世锦发言实录：
刘世锦：各位来宾上午好，我今天想讲这么一个题目，中国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要善做减法，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我们的经济要去产能。第二，城镇要去空置。首先我说中国的经济要去产能，现在我们进入新常态了，新常态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增长速度放缓了，我们叫做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几年对这个问题大家认识问题还都是解决起来相当困难，但是我们讲这是规律，什么叫做规律呢？规律就是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必须要发生的。这里面道理我就不说了，我只想指出一点，中国支持我们高速增长的一些重要的需求，比如说像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他们所拉动的那些重化工业的产品，到2015年前后基本上都达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整个历史进程的需求峰值。最高点已经出现了，所以以后逐步地走平或者往下走。当然中国经济最近几年是调整的过程，速度逐步在放缓，但是应该说中国经济表现还是相当好的，不要光盯着看增长速度，你看看速度背后发生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这方面的变化。我们的就业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企业的效益前两年虽然在下降，但是也还可以。财政收入有所降低，但是增长也还可以。风险控制是有些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守住了所谓区域性、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一条底线。节能减排也有进展，这些都很不容易。最重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你看看，我们过去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更多地依靠劳动力投入。正在转变为或者已经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服务业，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依靠消费，更多地依靠提高要素生产力这样一个轨道。时间原因我就不展开讲数据了，这都是好的一面。这些好的一面是具有长期意义的，当然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一季度大家知道数据出来了，GDP增长7%，大家感到下行的压力很大，怎么看这个下行的压力。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效益问题，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的企业盈利率实际上一直是在下降的，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份，盈利率下降的态势相当明显。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出问题了，财政压力也比较大。盈利下来了，财政上不去，这个东西能维持多少时间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仔细再看一看，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利润下降最多的是五大行业，石油、煤炭、石化、钢铁、铁矿石，这五大行业占到了利润下降的80%甚至更高一点，如果取掉这五大行业以后，我们整个经济盈利状况和去年比较起来基本持平，还是不错的。这些行业是什么行业呢？我们称其为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国产业经济需要有一个转型再平衡。过去我们10%左右的高速增长，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一些东西，增长速度是很快的。把什么拉起来了呢？把钢铁、煤炭、石油、石化、建材这些行业拉起来了，也是很高的速度往上增长的。而且大家注意，重化工业发展当中有一个自我强化的机制，比如我钢铁不够了，提高产能，产能不够以后就要增加钢铁的产能，就要建新的钢厂，然后也需要钢，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在过去10多年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速度相当快，和重化工业的特点有一定关系。最近几年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需求端已经遇到了历史需求的峰值，这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规律。它放缓了，增长速度放缓了，还在增长，但是速度不像过去那么高了。供给端下来了，需求端现在也得跟着下来，但是需求端下不来，因为我们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收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要做减法，严重过剩的产能这些行业要减产能或者叫去产能。比如煤炭行业、钢铁行业减产10%、20%，减产以后我们讲的所谓通缩，PPI已经30多个月的负增长了，现在是接近负5%了，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如果减产以后价格就会回升，价格回升以后盈利状况就会改变，但是目前的情况减产怎么样呢？很难。企业一般来讲也不愿意关门，首先我们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它关门，为什么呢？只要还开着，我就能算GDP，我们的GDP现在很重要的。另外只要它开着，还能收增值税，我们是流转税，只要生产就可以收税，但是企业在亏损，我做过一些调查，煤炭行业，一些最好的企业现在都到了亏损的边缘，有些亏损很长时间的企业又关不了门，为什么呢？地方政府帮着它在那扛着，最后结果大家都熬着，都在亏损的边缘或者已经亏损很长时间的都在熬着，价格起不来，地方财政收入还是要下降的。所以我说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的平衡，在需求端放缓以后，到了中高速增长的点以后，供给这一端也要减，和需求端能够平衡，这就叫做转型再平衡。我们必须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能够实现，你可以想象，比如说刚才讲的五大行业如果都不亏损了，都盈利了，其他行业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有一些行业日子过得还是挺好的。我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现在通讯行业等等，他们说我们现在从来没有感到冬天，如果我们大多数行业日子过得都不错，都能够保持一个相当可以的可持续的盈利水平，然后财政收入就不会掉下来，我们还害怕什么呢？我们不用害怕什么，很好了。那个时候哪怕速度稍微低一点问题也不大，我们现在为什么讲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呢？其实核心问题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企业能够持续地盈利，和它相对应的那个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就是一个好的速度。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减是减不下来，为什么呢？我们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很大作用，如果要减的话大家都想别人去减，我不减，你减了，以后价格上来，我就坐享其成了。这个困局怎么打破呢？这个领域光靠市场的力量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当年增长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市场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点行政性的办法，比如当年OPEC在全球也搞了一个减产的协议，我们得想一些办法。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再展开讨论类似的方案，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解决以后中国经济在一个新的平衡点上达到一个平衡以后，我们的企业普遍都盈利了，而且具有稳定性，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我们即使增长7%或者再低一点，每年的新增量最少7000亿美元，相当于排在第20位那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全世界每年新增量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我相信在座很多国外的朋友，中国你们还是要来的，最大的市场还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去产能的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城镇化的问题，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城镇化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东西多了，得减。这里面我就想到我们现在讲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三块地很有意思。机制和定价方法都不一样，一块叫做工业用地，过去我们把它价格搞得很低，甚至有时候是零低价，甚至有时候还要补贴，为什么呢？吸引投资，投资之后GDP搞上去了，利润也可以搞上去。第二块地，商业和住宅用地。这块地也要发展，但是比例是严格控制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像我们国内的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大概商住用地占整个用地的比重前几年是23、24%这样的水平但是你看看国际上那些大都市，包括西方的，包括像首尔这样的城市，基本上是40%以上，甚至50—60%。我们现在供地严格限制，多少人想进城，地价一定会升得很高，地方就有一笔钱，地方土地财政，这么多年我们的地方政府就是靠这个办法来获取一些城市化发展的资金，刚才讲到农民进城以后成本谁支付，其实我们前几年很大程度上城镇化的成本是卖地的收入，买房子那些人，交了一笔税，就是城市发展的成本，他在支付。这样搞的结果是什么呢？房价相当高，房价为什么高呢？不是因为砖头、水泥值钱，而是因为地值钱，地价高了。北京东三环那个地方某一个楼盘出了一个地王，楼盘价到了多少多少万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周边所有的房子全涨价了，因为价格是由出价最高的那个人决定的。所以价格搞高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工业用地随着我们工业化发生转折，很多地方工业用地特别是工业开发区太多了，我看到有些报道说是中国现在工业开发区之多和闲置的状况令人震惊。根据经验来讲这个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都在那里闲置着，是一个问题。商住用地这一块，现在有些地方也多了，所谓二三线城市住房存量过多了。但是即使多了以后，那个房价也要往下降，但是降不到什么地方，因为地价在那撑着。
最后我们农民兄弟们想进城，那个房价进不去。包括城里面人也都挺困难的，但是降下来总是好事。
我想讲一个问题，我们讲人的城镇化，这个人对你的城镇化有什么好处。最近有一个情况我希望各位关注，东北现象，东北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相当多的人已经关注到一个现象，东北人口在流出，那里没有人买房子了，经济下来了。地方政府一般对农民工进城或者其他地方人过来往往持一种堵的态度，你最好别来，你如果来我要设立很多标准。北京、上海都要设标准，我不知道临港是什么政策。但是我觉得东北现象给我们提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比如说三五年以后，我估计中国各个地方是争着要拉人的，把人拉来住在我这个地方，最后有人买房子。将来土地财政不行了，主要靠房产税的，人多了以后住房多了以后房产税的税源也多，消费税是非常重要的来源。临港这个地方城市建得不错，目前不知道什么政策，还可以考虑考虑吸引人来。农民工进城以后需要产业配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来了以后就是在创造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就有了，本身就可以带动出一些产业。当然也需要产业的配套。中央特别指出不能再搞有碍于公平竞争的政策洼地，那块工业的政策洼地、价格洼地要填上去，居民住宅这块用地的比重我觉得适当地可以放宽一点，让农民进城的成本低一点，为将来政府创收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还有一点很重要，房价低了以后，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以后，将来发展产业才有好的基础。现在东南沿海产业发生转移，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住的房子太贵了，为了维持当地的生存，必须把工资开得很高，否则很多人不愿意在你这里干，一定要降低我们整个商务成本，这样你可以留住更多的产业，包括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这个地方也许还会有竞争力。
第三块地是宅基地，农民的宅基地。我们过去一直有一个担心，说宅基地是不是能动，动了以后万一哪天生活没有着落，去哪呢？会不会将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呢？另外举一个例子，某某农民把地卖了以后，喝酒去了，喝醉了以后别的事都不管了。这种情况是有的，担心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回头再看看，真正喝醉酒不管其他的农民，100个农民里面有几个是这种情况呢？也就一两个。这种人在城市里也能找到，城市里醉酒的人也有。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一两个农民不负责任，我们就说宅基地就不能卖呢？我们知道一个产品真正的价值体现出来，第一，产权要界定。第二，一定要进入交易。交易以后才能恢复你原有的价值。农民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那块地，但是你不让它交易，那个价格能够起来吗？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我们说要保护农民利益，你连农民利益多大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说，现在有个问题，宅基地的问题上三中全会里已经指出，还是要加快试点进行交易，这个步子可以放得快一点。为什么呢？一定要相信大部分农民是很聪明的，我在农村搞过调研，一位县长告诉我，他说到农村做工作以后发现农民各个都是经济学家，帐算得很清楚，问题是看你给他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农民很聪明的，有些人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不影响他的判断力。不要认为只有农民才是非理性的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充分地尊重农民的智慧，我们的农民既勤劳又智慧，这个判断力是有的。如果少数极个别人有那个问题，城里面也有，非理性的也有，我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一些救助措施或者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是要让市场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还是要进入交易，这样农民那块地就能够值钱。我最近注意到相当多的城里面人很想离开市中心，想找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在那里过过日子，盖一个房子，种一块地，也可以搞农业。其实就是资金下乡的问题，一方面农民你让他进城，城里面也可以下乡，这样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像上海这种大都市，特别是城市圈，将来还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因为这个地方要素产出率还是最高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挤到陆家嘴那个地方去，北京不是说都挤到二环之内，我们现在问题是这块挤的人太多，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发展的是一个城市圈、城市带，中等城市大量的小城镇，这些地方需要发展，这些地方谁去呢？我们有些人是愿意去的，包括我们现在农村，农村现在有些地方有将来变成城镇潜力的，比如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方，有些适合搞小城镇的，所以“就地城镇化”。我们能不能开一个口子，让城里面的资金下去，它去了以后农民的房子就能涨价，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加。其实那些地方将来也会变位城镇。
比较多的人进入城市圈的其他地方去，有一个比较均衡的分布。有些人可能就是休闲养老，中等的城市可能是搞制造业，像上海这些核心的大城市主要是搞高端服务业，会有分工。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最集中的地方，城镇结构需要做这样的调整。但是做这个调整刚才讲的宅基地这块一定要农民这块地的价值通过交易能够得到充分地体现，这才叫真正地保护农民的利益。
总的来讲，刚才我讲的三块地的问题，我们说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没有发挥，都是行政干预，是一种扭曲。过去30多年时间里这种扭曲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刚才国外的朋友们，OEC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朋友们，对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还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很大的成绩，那种体制可能还是有它好的地方，甚至有优越性的。但是时过境迁，到了新常态，有些事情要变一变了。还是三中全会讲的那句话，在城乡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城乡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人员这些方面，市场还是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可以搞规划，规划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规划也有对和不对的问题，最后什么东西鉴别呢？最后还是市场信号。
我想把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好以后你想想农民进城以后，城里面有些人到了中小城镇，或者到了将来有潜力成为小城镇的这样一些农村地区，就会创造多大的需求，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刚才黄主任讲了速度在放缓，这个方面我相信我们会场也会做进一步地讨论，我们城镇化过去30多年写了一篇文章，以后要写一篇更大更好的文章。
谢谢大家。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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