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干部状态”调查：官员不愿被提拔重用

　　“没想到这小子（丁雪峰）还有这问题，他从来没说过他还认识这么大的人物。”

　　“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些干部，就不说了，下一步我们重点要盯那些还没暴露但家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干部。”

　　“换不换办公室，这个事情虽小，但全县干部都看着我呢，他们要看我究竟信什么。”

　　自从被定性为腐败重灾区后，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摘掉这顶帽子。

　　经历官场塌方式腐败后，下辖13个县市区的山西吕梁人事全部冻结。因为官员贪腐落马、与高层贪腐案有牵涉，以及一些官员表现平庸及到龄退休，吕梁一度空缺的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和县长总数多达十多人。这段时间，山西正举全省之力，为吕梁配备空缺的市委常委、县委书记。

　　如何对待“面目模糊”的在职官员，如何稳定“灾后”的官场，如何防止新提拔的官员“生病”，吕梁官场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后重建”。

　　“腐败重灾区”

　　自从市长丁雪峰被带走后，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就开始感觉到了压力。

　　2013年12月，担任吕梁市市长的丁雪峰被带走调查。被带走前，丁雪峰已经知道消息，高卫东曾多次与他谈话并稳定其情绪。

　　“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问题。”2015年4月24日，高卫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一直觉得他人不错，也年轻，可惜了。”

　　丁雪峰被带走后，曾相继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的山西省委常委聂春玉、杜善学和担任过吕梁市委副书记的省委常委白云相继落马。吕梁因他们被定性为腐败重灾区。这让高卫东意识到吕梁基层官场将有不少官员涉案。

　　高卫东的判断是正确的。继丁雪峰之后，吕梁地方官员不断有人落马。2014年5月，副市长张中生被调查；8月，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调查；9月，吕梁市委常委、离石区委书记闫刚平被调查；12月，吕梁市政协副主席刘广龙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被调查。

　　吕梁县级官场，也不断有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落马。2014年9月，柳林县委书记王宁被调查。12月，孝义市市长王建国被调查。此外，还有多名现任或曾担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职务的县处级官员被调查。

　　2015年3月，吕梁市有6名省管干部（省管干部指厅级官员和县市区委书记，不包括县市区长）被免职，其中多人没有被双规也不到退休年龄，免职后没有安排新职位。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其中有些官员存在违纪行为。

　　吕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稳科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吕梁有十多名接受过中纪委和省纪委专案组调查的涉案处级官员仍在任，等待处理。

　　吕梁官场此前严重的买官卖官、跑票拉票之风，给现任市委书记高卫东留下不少麻烦。

　　2012年，时任文水副县长王辉被举报吃空饷。南方周末记者当时调查获知，王辉从一名商人变为副县长，与当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的聂春玉和杜善学有关。一名知情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时山西省委一名高层批评吕梁官员处理得不够快，“你们就是想把两个常委闹下去，你们自己想当常委。”

　　当时在吕梁，甚至出现了非公务员者当上了副县长。吕梁一名知情官员透露，“有钱了，都想弄个官当当。”最后，这名不是公务员身份的副县长被免职，调到事业单位工作。

　　2014年9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吕梁调研时将吕梁定性为腐败重灾区。高卫东对此表示接受，“涉及干部多，面积大，涉及的金额也比较多，几乎有名的企业家都涉案，所以吕梁是腐败重灾区之一。”

　　市委书记的反思

　　作为腐败重灾区，2011年到任的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没有被追责，但他自认为有责任。

　　2014年10月，山西省纪委书记黄晓薇与高卫东有过一次对话。在现场见证的吕梁市纪委书记张稳科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

　　“黄书记问我，‘让你说说某个县的重点项目，估计你能说得上来，那这个县的县委书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高卫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被问住了。

　　2012年初，高卫东从山西省运城市委书记调任吕梁市委书记，在山西的地级市委书记中，算是资历较老的市委书记。但是，他一度不了解下辖各县县委书记是否有问题。

　　“我心里想，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是省委选拔考察任命的干部，他们怎么样我怎么会知道。”高卫东说。

　　在高卫东心里，所谓党风廉政教育的“主体责任”，就是他作为一把手要带好头，召开会议布置强调，“我做到了，自己很注意，也开会多次强调。”

　　张稳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高卫东当时的回答让黄晓薇不太满意，“高书记说，你要问我县委书记的工作情况，我都知道，但你要问我其他方面的问题，我真不敢跟你说我知道。”

　　现场，黄晓薇当众认为高卫东的主体责任认识有偏差，“她说，不了解身边的干部，就是主体责任不到位。”

　　“我这才觉得，人家说的是对的。过去我当市委书记，总认为班子成员都是省管干部，不归我管，我自己做好样子，该开的会也开了，该强调的强调了，这样就行了。”高卫东说，经历过这次谈话，他此后问起县委书记们对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时，也会问他们除了开会传达实际中还做了什么，比如是否掌握手下官员的问题。

　　“我要把这种主体责任的压力，向下传下去。”高卫东说。 过去，高卫东不打听手下官员八小时外的事情，如今他会找人询问一些市委常委和县委书记的情况。“我找人打听某个县委书记的情况，他事后会告诉这个县委书记。这样，这个县委书记知道我在打听他，就会注意很多。”

　　认识到自己过去主体责任履行不够后，高卫东有些痛心，“如果我早点这么做，可以挽救很多干部 张稳科称，高卫东到吕梁后，当地官场风气已经开始好转。经过此轮反腐风暴，现在吕梁基本没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干部状态”的真相

　　官场地震后，吕梁市的官员们开始关心当地公务员整体究竟是何种状态。

　　4月上旬，吕梁市多名官员手持《关于开展“全市干部队伍状态”集中调研的工作方案》奔赴各县市区明查暗访。

　　吕梁市司法局纪检组长葛海亮负责调研柳林县。他与柳林县官员座谈时发现，基层公务员对官场腐败极为关注，他们眼中的官场腐败是：系统性腐败问题突出，呈塌方式腐败，一查一大片，小圈子、小团伙现象突出，一把手腐败突出。

　　这一调研结果显示，吕梁基层公务员对腐败的严重程度心知肚明。那么，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否受到影响呢？

　　来自柳林县的调查显示，“31.4%的干部认为当前干部对未来充满信心，28.5%的干部认为当前干部对未来信心不足，预期有些不明，还有25.7%的干部认为干部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恍惚，看不到前景的光明。”

　　葛海亮还在调研中发现，“有7.1%的干部认为，当前干部队伍在主观和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作为问题。”

　　吕梁市园林局科长薛林旺，也参与了“干部队伍状态”的调查。在他调研的县，调查数据显示，有约3%的干部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选择“放一放、等一等”，在经济发展工作方面选择“放一放、等一等”的约11%，在改革创新方面选择“放一放、等一等”的则达到27%。与企业打交道方面，有32.9%的干部不敢和企业打交道了，5.7%的干部认为上级干部人难见、事难办。

　　不过，葛海亮也认为，“为官不为”的现象在社会上被夸大甚至误读了。“干部规矩意识提高了，办事讲规矩讲程序，随意表态少了，随意决策也少了，致使一些群众误认为是干部不作为。”葛海亮在调研报告中说。

　　葛海亮在报告中建议，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继续保持高压反腐时应对部分问题官员宽大对待，“对十八大以前的、情节轻微、知错能改的干部可以以教育为主，使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吕梁全市公务员的状态究竟如何？南方周末记者向负责调研的吕梁市委组织部询问，遭到拒绝。该部一名副部长称，“结果已经报给省里了”。

　　地方县处级官员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出现部分官员不愿被提拔重用的情况。有的官员，甚至主动要求放弃权重的职务。

　　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选用县委书记的考察中，有些官员不愿参加，“再看看，观望一下”，甚至有人找他提出退出一把手位置。“我跟他讲，‘你这个时候不干，别人会说你有问题，心虚。’他说，‘既然这样说，那我就继续干。"

　　宽心与严查

　　2014年12月6日，曾任吕梁市城建局局长、时任吕梁市城市投资总公司董事长的王若东坠楼身亡。2015年2月12日，吕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向前从管理局办公楼四层坠楼身亡。

　　灾后重建，免不了心理重建。高压反腐之下，如何减轻官员们的心理压力进行“心理重建”，也成了吕梁官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市委书记高卫东注意到了下属的情绪波动，并投入大量精力给手下官员们“宽心”。所有被中纪委专案组找去问过话或者查过的，高卫东都一一谈话，劝他们放下心理负担，做好手头工作，“2014年有段时间天天在办公室，跟这些干部谈话”。

　　“死的干部中，也有我谈过的，但是没有用。”高卫东说，有些情绪不正常的官员，是被找去谈过话的，有些则确实是有抑郁症，“平时这些人就是靠吃安眠药，我还给他们联系过医院，让他们去看病。”

　　在干部大会上，高卫东还公开劝一些官员，“如果有问题，收了钱的赶紧退还给别人，纪委将来查不到钱，也可以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

　　纪委书记张稳科介绍，高卫东做了不少工作，“反复在会上告诉他们，不能再出现新的问题。再出现新问题，那就严重了。”

　　并非所有官员都听高卫东的这番话。陆续有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官员被带走。

　　给下属宽心的同时，高卫东发现，当地有些官员家产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些钱怎么来的？中央的高压反腐就算过去了，我也要让纪委盯着这些人。”

　　他嘱咐纪委书记张稳科，“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些干部就不说了，下一步我们重点要盯那些还没暴露但家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干部。”

　　不过，如何在吕梁查办贪腐案件曾让张稳科很头疼。2014年5月30日被任命为吕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张稳科，曾在山西省纪委工作十余年。到吕梁前，他是山西省供销社的纪检组长。

　　“我没在案件室待过，没有办过案子，所以完全要重新学。”张稳科说。

　　最让张稳科头疼的是，吕梁市纪委的官员们因为过去数年很少办案，“很多人根本不会办案。”

　　2015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透露，有个重灾区市从2010年到2014年9月，连续5年重处的案件只有4件，移送司法机关仅1人，涉案仅5万元。

　　“王书记说的这个市，就是吕梁。5年只办了4个案子，纪委的干部都不会办案了。”张稳科说。

　　张稳科介绍，新任省纪委书记黄晓薇和省纪委副书记辛旭光就办案对吕梁市纪委进行了大量的指导，“辛书记多次到吕梁，参加案情分析会，直接参与办案。”

　　在山西省纪委指导下，张稳科经过数月学习和熟悉，2014年8月开始办案，“8月到年底，撤职的处级干部有9个，移送司法双开的有7个。今年头三个月，又双开了5个处级干部，还有1个留党察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张稳科觉得手下的办案能力有所提高了。而高卫东觉得，经过谈话和调查，他对手下官员更了解了，“这是好事，我对吕梁的干部究竟怎么样心里有数了。现在来看，干部队伍的主体还是好的。”

　　新干部的做派

　　在吕梁市柳林县党政大楼内，1616号房是原县委书记王宁曾经的办公室。2015年2月15日，山西省纪委发布消息，王宁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3月23日，新任县委书记郝继平到任。当晚，柳林县委办有官员悄悄问郝继平，是否需要另换一间办公室作为新书记的办公室，郝拒绝了。

　　4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这间办公室见到了郝继平，办公桌、椅子、文件柜都是王宁用过的。

　　“换不换办公室，这个事情虽小，但全县干部都看着我呢，他们要看我究竟信什么。”郝继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究竟是信风水还是信事在人为，将是他给柳林官场传递的第一个信号。

　　郝继平的另一个想法是，“我就要坐在这把椅子上，时刻警醒自己这间屋子里曾抓走一个县委书记。”

　　当天的采访，持续到晚上7时50分。当郝继平和南方周末记者准备开门离开时，三拨上访的当地民众涌入围住了郝继平。工作人员们有些尴尬，郝继平则逐一简单交谈。

　　“我现在没法跟你表态，也没法给你拨钱，你把材料留下，我一定认真看，敦促相关部门认真办理。”郝继平说。

　　在地方官场，每换一任县委书记都会引发一轮上访潮。郝继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化解矛盾，该县党政大楼允许上访民众进入，“能见一见新来的县委书记，他们心里可能就好过一些”。

　　郝继平的晚餐，是在柳林县机关食堂吃的。墙上的公告栏说，官员们私人请客吃饭必须自己掏钱。这个规矩是已经落马的前任县委书记王宁定下的。柳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根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前任县委书记王宁还推行了车改，他作为县委常委的专车改没了。

　　“虽然他被抓了，但人家留下的好制度还是要沿用。”郝继平说，王宁定下的这两条制度他将继续推行。

　　4月22日，吕梁市孝义市新任市委书记马文革格外忙。本来约好上午的采访，一直推到了晚上7点半。马文革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事情太多，一泡尿一憋就是半天，不断有人来说事。”

　　这种忙碌，在马文革上任后渐成常态。4月1日，马文革第一次以市委书记身份接访，上午8点半开始，他一直和访民们谈到晚上7点多。

　　基层官场惯例，县市委书记一般会配有秘书。因为按规定县处级官员不够级别配备秘书，有些地方把书记秘书称为“通讯员”。兼任吕梁市委常委的马文革上任满月了，有人提出给他配秘书的事，马文革说，不打算配秘书了。

　　前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后，有老干部跟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说，“前两任都进了省委常委，市委门前的路一改，他们都被抓了，你也没进常委。”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获知，吕梁市委门前的马路，过去双向行驶，因为经常堵车去年被改成了单向行驶。

　　“他们说，风水坏了，现在车子走的方向直通秦城监狱。迷信，我才不信呢。”58岁的高卫东说。

　　不过，新官们面临的困境，显然不是这些细小做派可以解决的。2014年，吕梁GDP增幅-2%，财政收入增幅-20.4%，一些重要指标在山西省都处于末位。

　　严峻的现实面前，吕梁官场的“灾后重建”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