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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两少年接受救助后死亡 救助站长:悔得想自杀

来源:华商报

  少年王志强的死因还未确定。但他的死亡终于让河南信阳市公安、民政两个系统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同为救助流浪人员的两个部门却长期信息互不联通,一个13岁的生命就在这样的信息隔绝和冷漠中惨死。

  亡羊补牢,面对强大舆论压力,当地警方终于意识到,应将公安网失踪人员信息与救助站流浪人员信息对接。

  2015年5月6日,河南省信阳市救助站。信阳市救助站的牌子很小,甚至有点旧,黄底色的牌子上,“信阳市救助站”几个字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而救助站牌子下方,蓝白相间的警徽盾牌,“信阳市公安局前进派出所市救助管理站警务室”几个字非常醒目。

  这个警务室,许多来访者可能都忽视了。但公安网线从此拉进民政部门的救助站,此做法可能是全国首例。

  这个亟待公安部和民政部推广的救命网线,在这里至少是以付出两条年轻的生命为代价的。

  玩游戏时,儿子会说妈妈好笨

  王新红夫妇住在信阳市一个城中村。儿子王志强满月时,他们已经住到这里,儿子是2001年2月21日出生的。

  儿子五六岁时,王新红和妻子刁秀就发现儿子有点不对头:说话很慢,数数的时候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教几遍就能数出123……

  他们到武汉儿童医院去看病,半夜排队挂专家门诊。“从头检查到尾,就是没有检查出来毛病”。最后医生说,可能是智力发育迟缓。

  孩子长大过程中的一点一滴,依然是父母最美好的回忆。虽然自己的儿子是弱智。

  听到孩子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小两口还是很开心。王新红一个人在酒店厨房干小工,刁秀在家带儿子,这个家庭从形式上看来,还是比较完美的。

  “刁秀阿姨”,有次孩子突然这样叫。刁秀吓了一跳,难道儿子傻到连妈妈和阿姨都分不清吗?孩子憋不住大笑起来,刁秀才知道儿子在逗她。她感到很高兴,毕竟孩子还是有智商的,“还会开玩笑”。

  再下来,刁秀发现儿子很迷恋别人家的电脑,于是买了电脑拉了宽带。没几天,王志强就能打开“4399”网站,会玩“森林冰火人”等游戏。有时儿子还教妈妈电脑上玩游戏,刁秀学会了,母子一起玩,“你真笨妈妈,老过不了关”。

  渐渐长大的王志强,又学了很多东西,每一次进步都给了这个家庭莫大的希望:儿子虽然比同龄孩子差点,但总有一天可以自食其力。

  这边报案了,那边捡到孩子了,孩子却还是死了

  王新红永远都记着2014年10月2日这一天,13岁的儿子出去后再没回来,他们发疯般寻找,却一直没有结果。

  两天后的4号下午6时,夫妇二人到信阳市浉河区公安分局报警,“孩子腿上动过手术,右脚有烟花烫过的伤疤”,他们将孩子的特点说给警察,并采了血样。接警民警说,“放心吧,回去吧,公安都联网了,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信阳公安肯定是联网的,但个别警察的责任心可能会使公安网络暂时失去“信号”。后来当地民政部门通报,“去年10月3日,强强(王志强)被老城派出所送往(信阳市)救助站,救助站将其送至寄养点新天伦老年公寓进行安置。

  也就是说,孩子走失次日,就已经进入公安视线,并被送往救助站,而第三天孩子父母报案。

  信阳公安系统的失踪报案和捡到孩子的信息,是否及时按照公安部规定,上传到公安网上呢?当地警方至今没有答复。从结果来看,即使这两条相互直接相关的信息都上传到公安网,仍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碰撞和交叉。

  智力发育迟缓的强强,经过派出所、救助站两次传递,已经在老年公寓呆了2个月。而他可怜的父母还在苦苦寻找。当年12月,天气日渐寒冷,王新红几乎认为孩子已经不在信阳了,“可能被拐到了外地”。

  也在这个冬天,王新红在路上意外捡到一条患皮肤病的小狗。“小狗全身溃烂,只有三两斤重,趴在路边奄奄一息”。

  “毕竟是一条命呀”,他将小狗带回家。小狗狗一天天长大,但是儿子依然没有音讯。

  华商报记者在王家看到,捡回来的这条狗已经20多斤了,胖乎乎的,很讨人喜欢,可王家的孩子却已经莫名病亡。

  2015年4月22日,也就是儿子失踪半年多后,《信阳日报》公布一则儿童死亡消息,有亲戚告诉王新红,报纸上孩子的照片很像王志强。王新红立即打电话询问死亡儿童年龄及基本情况,信阳救助站人员带他到殡仪馆辨认尸体。

  辨认的过程是残忍的,直到父亲看到孩子腿上的伤疤和脚部的烫伤,才最终确认。

  17岁少年何正果的猝死

  也就在2014年冬天,17岁少年何正果的悲剧也拉开了序幕。

  何正果是2014年12月3日在河南信阳火车站走失的,他来自湖南新化,患有生殖细胞瘤和尿崩症。在北京结束化疗后,与父亲何文一同乘坐火车回家。途中不知何故独自在信阳下了车。

  12月5日凌晨3点,当地接警说医院有人像偷婴儿的贼。警方赶到现场后排除作案可能。随后,何正果被带进老城派出所。

  不到20分钟的简单调查,3点47分何正果被送往信阳市救助站。同一天,父亲何文打印了孩子的照片,来到包括老城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报警,并在照片后面留下电话号码和姓名。

  奇怪的是,即使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也说“没见过”。事后,信阳市公安局给何家人道歉时承认,值班民警未将何正果信息录入到失踪人员信息表。

  12月5日中午11点,或许是何正果的情绪暴躁,救助站认为何正果患有精神病,就将其送往信阳市精神病院。

  次日,何文又拿着照片找到信阳市救助站,询问救助站是否见过儿子,救助站人员也说,“没见过”。

  而真实情况是,信阳救助站前一天(5日)的值班记录表上,就有“11点钟,站车送精神病院,男,何正国(果),湖南”的字样。工作人员不作为和麻木,导致患病的何正果两次错过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

  何正果的父亲何文后来一直很后悔,“5号当天我怎么没有去救助站呢”。

  12月9日,走失5天后的何正果结束了在信阳的死亡之旅。最终以无名氏的身份“猝死”于信阳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次日上午,何正果作为无名尸,被火化于信阳金山殡仪馆。

  早早准备好的“死亡证明”

  何家人想不通,“何正果明明死在了精神病医院,为何却成了新天伦老年公寓的无名尸?

  2015年5月6日,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给华商报记者的解释令人匪夷所思:该救助站有100多人寄养在新天伦老年公寓,当时老年公寓正好有一寄养者被抢救无效死亡,要给火葬场出证明,保卫科长打印了十几份老年公寓的空白死亡证明,“就随便向殡仪馆出具了一个”。

  李明还说,“这个事情已经处理过了,有关人员也给了处分”。

  华商报记者发现,4月18日和少年王志强同日死亡的还有一位“无名氏”。当时报纸上死者照片显示,该男子约50岁,头发花白。按照上述救助站站长李明的解释:之所以养老院给何正果出死亡证明,是因为该救助站“当时恰好一男性抢救无效死亡”。

  如果李所说的都是事实,那么短短不到半年,信阳市救助站至少已经有4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救助站为何不督促代养点尽早的送病人去医院呢?从救助站保卫科早早打印好十几份”空白死亡证明“准备随时出示,不难推测:死亡,或许在这家救助站不算稀奇。

  在救助站的死亡证明上,留下人生最后印记的病童王志强死状很惨,在新天伦老年公寓,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新天伦247”。

  孩子“满身都是伤,脸部、身体上都有。”父亲王新红说,干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估计尸体重量也就30多斤,而去年走丢时的体重为90多斤。“不是舒展开的那种,感觉死前很痛苦。”王新红认为儿子遭到虐打和饥饿。

  信阳市民政部门否认虐待孩子,有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王志强已经尸检结束,调查结果近日将公布。

  蹊跷的“合作”:寄养一人每月750元

  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中央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于收留的未成年流浪者,“基本饮食标准,应满足未成年人生长发育需要”。不知道上述死亡的两未成年人是否都吃到了“满足生长发育”的饮食。

  目前,当地民政部门并没有公布新天伦老年公寓,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救助站代养点。但新天伦老年公寓院长蔡正红此前直言,“因为救助站老欠他们的钱,新天伦已经不和救助站合作了”。

  华商报记者了解到,按照约定,救助站每给老年公寓寄养一名被救助者,将每月支付费用750元(一般政府购买服务,国家给每人每月补助资金约800元),如王志强被送去就曾支付代养费4000余元。按照李明站长的说法,该救助站此前寄养被救助者100多人,也就是说,每月将向新天伦老年公寓支付7万多元。

  新天伦蔡院长称救助站“欠费”,这笔欠费是当地财政未拨付还是被挪用甚至贪污,暂时不得而知。

  面对华商报记者,李明的解释是;新天伦没有做到一人一床的规定,加之其他原因,救助站已不再和新天伦“合作”。

  王志强的家人保留的一份录音显示,有曾在新天伦工作过的人员爆料,新天伦对于家属寄养的态度还能好一点。对救助站寄养的,经常打骂、虐待,“吃饭都是问题,经常吃不饱”。

  华商报记者试图通过工商注册查阅新天伦老年公寓情况,但无任何信息。该老年公寓的主管部门是信阳市浉河区民政局老龄科。5月5日该区民政局办公室主任说,老龄科的科长接孩子去了。

  查询难,还是不查询

  5月6日,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自称感到内疚和“后悔死了”。他在任发生两起被救助少年死亡,使他深陷舆论漩涡,“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自杀”,李明说。

  李明自称干了约30年的民政工作。“接触的都是可敬的人和可怜的人:在军休所接触的都是老干部、老军人;在救助站接触的都是语言不清、精神不太正常的可怜人”。

  李明承认,如果当时能到公安网上查询一下孩子的信息,可能就能找到王志强的父母,“我都后悔死了”。

  李明又为何不去公安网查询被收留人员的信息呢?李明说,将一些被救助人员收留回来后,往往能从这些人口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个市、县或者乡村的名字,他们就通过互联网或者电话打到当地派出所或救助站。后者再到这些村去找,一次核实过程需要很多天。

  “我们花10天核实,通过公安网可能一天就可以了”,李明说。到公安部门核实一条信息,须带介绍信,还要好言好语,才能查。“如果被救助者又有一点新线索,都不好意思再次查询”。尽管查询难,但上述两名死者,该救助站却未做任何查询动作。

  实际上,全国各地出现的多起同类事件都凸显公安和民政不联网的弊端。

  2014年,一对外地母女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被村民发现在当地流浪,当地警方将其送往长安区救助站,虽已经获知母亲叫“王世菊”,但是民警和民政部门都没有上公安网查询,导致这对母女最后从救助站离开,病饿死亡。

  而此前,王世菊的亲人已经到西安警方报警,当地派出所也已将王世菊母女失踪信息录入到了公安网上。

  联网之后,还需要制度保证和责任监督

  李明说,王志强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局领导多次到救助站考察,最后决定在救助站设立警务室。一条公安网线也拉到警务室。

  华商报记者对此前两年全国十余起失踪事件进行归纳,发现妇女和儿童失踪案件,如果当地警方能按照公安部规定,及时立案和上公安网登记失踪人员信息,并且对失踪人员家属提取DNA,信息上传,好多家庭是可以团圆的。

  当地一位资深刑警说,虽然规定失踪妇女儿童要立刑案,但迫于“侦破率”考核,不少地方不愿立刑案,或形式上立案而不积极调查。“如果救助站在接收流浪人员,能及时用公安网进行查询,身份确定和找到家属的把握还是很大的”。

  5月6日,李明已将信阳市救助站161名收留人员信息全部采集好,计划将一次性全部发在《信阳日报》上。

  社会爱心人士就这一做法提出了新的建议。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心羽基金理事常向阳女士说,目前很多救助站人员都不会熟练使用网络,但实际上微博、微信找人可能效率更高,尤其是在失踪24小时的最佳时段。她建议,救助站、老人院等公益机构,在招聘时,不能随便什么人都上岗。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西安一男子去新疆时,当地有人失踪报案多时,失踪者亲友听说人在西安流浪,希望西安人帮忙。该男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回到西安后前往救助站,发现有人长相极像失踪者,拍照发过去很快就被确认。随便试试就能找到人,报案却无效果,引人深思。

  实际上,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沉淀在各种公共机构,即使联网,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信息会被检索和有效利用,还需要制度设计和责任监督机制。

  在信阳市救助站,华商报记者还看到这样一幕: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几乎是90度驼背,走路都很困难,却弯着腰在拖地。记者和他谈话时,他“唔唔”的表示自己不会说话。

  这男子到底是被救助人员还是雇工?站长李明说,该男子在救助站打扫卫生十多年了,曾是被救助人员,不愿回家。他家到底在哪?李明说他也不知道,“这都是上几任手里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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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652) 原标题:用命换来“救命网线”_华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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