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老兵：日本投降前一天子弹击中我左脸

1942年，昆明机场，中国士兵和美国军械师对飞虎队战机进行检修。资料图片

1948年，徐鸿仪抱着大女儿在上海合影。

1946年，徐鸿仪与赵艾芹的结婚照。

　　B-25轰炸机。中美混合团第一、三、五大队由中国空军组成，第一大队为配备B - 25轰炸机的轰炸大队，其余大队为驱逐大队，配备P-40驱逐机(战斗机)。资料图片

现在的徐鸿仪夫妇。南都记者 刘洋 摄

中国学员从美国学成归国，加入“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

中美空军混合团飞行员。 资料图片

　　机长还以为我牺牲了，哭喊着联系地面的医护人员，结果我已经处理完伤口，在地面等他们了。

　　— 徐鸿仪

　　地面瞬间烟火弥漫。机舱中部的徐鸿仪放下无线电耳机，紧紧握住机枪，把子弹持续打向地面的日军阵地。除了飞机的“轰隆声”和机枪的“啪啪声”，徐鸿仪再听不到任何声音。

　　如今，年近95岁的徐鸿仪还记得，穿越“驼峰航线”跟随的是B - 25轰炸机，扫射日军阵地用的是勃朗宁(B row ning)机枪，但对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名称、型号、颜色等都没了记忆。如果现在放一台“收发报机”在面前，他只能识别最简单的声音，“嘀嗒是a，嗒嘀嘀嘀是b，嗒嘀嗒嘀是c……”。

　　徐鸿仪说，过往种种像在脑中隔了层纱：有时黑白，有时彩色，有时是模糊的轮廓，有时是短促的点滴，有时想起抗日那些年的光荣与梦想，有时想起“文革”时期的苦难与委屈。“老了，记忆抓不住了，往事已矣，我无怨无悔。”

　　投军报国，也为吃饭一年后，同学们被送往各大空军基地，徐鸿仪留在成都

　　贫农，五兄妹，吃不上饭—徐鸿仪只用了这几个词描述家世。1920年9月，他出生于成都郫县何家场一个祖辈与土地打交道的家庭，排行老二。徐鸿仪喜欢念书，成绩总排在班里前五名，小学、初中靠着一个盐贩亲戚资助，高中全凭奖学金继续学业。

　　经历了上海沦陷，南京大屠杀，武汉广州被占，重庆持续遭遇大轰炸……到1940年，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地处大后方的成都尚未被战火直接波及，诸多政府机构和难民拥入。徐鸿仪村里十来个同龄人相继加入川军，到了前线几无生还。

　　这一年，徐鸿仪高中毕业，报考了原国民党航委会通信学校，正式参军。这是一所专为国民党空军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的学校，此前在杭州，后搬到成都北门附近。徐鸿仪说，此次报考是受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也是找口饭吃的生活所迫。“家里肯定供不起我上大学了，那个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还有补助。家里人都支持，毕竟与种地相比，这是很出息的事情了。”

　　徐鸿仪还能模糊想起，自己是学校第五期学生，同学将近300人。一年后，这些人被送往各大空军基地，徐鸿仪留在成都，进入原国民党航委会无线电总台工作。“工作三班倒，就是收发报，把‘嘀’‘嗒’声跟数字、字母来回转化。这是门注意力得完全集中的技术，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情报的准确性，发报时还得掌握好手法，长短节奏不能乱。我们只负责收发，具体内容是专门的破译小组负责，我们完全不知道。”

　　徐鸿仪说，当时的工资相当于现在40-50元/天，除却吃饭，鲜有结余。日常里，他喜欢买报纸了解各地战局。报纸名称他记不住了，但对两条新闻还有印象：其一，敌占区为防民变，10户人家只准合用1把菜刀；其二，美国人陈纳德在昆明组建了“飞虎队”，重创日本空军。

　　此时，徐鸿仪并未想到，不久后自己也将成为陈纳德麾下一员。

　　卡拉奇特训通信兵兼职机枪手，每天练几小时“飞机俯冲射击”

　　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1937年来到中国，被任命为国民党空军顾问。继“美籍志愿大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之后，1943年，在陈纳德的建议下，中美双方各派精干空地人员，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这些战队均归陈纳德麾下，且延续着此前“美籍志愿大队”的作战风格，故也被后人统称为“飞虎队”。

　　1943年夏天，徐鸿仪接到调令，加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一大队三中队，担任空勤无线电通信员。在重庆集结后，他随即被送到印度卡拉奇(今属巴基斯坦)特训。基地位于海边，有深蓝的海水与灰色的沙滩。徐鸿仪说，基地附近的水果特别多，菠萝、芒果、椰子比比皆是。

　　徐鸿仪跟随的是B-25轰炸机，多由在美培训的中国空军学员开回。徐鸿仪的四川老乡、“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一大队飞行员张义声回忆，当年是绕了地球大半圈，才把B-25开回中国战场。

　　在B-25轰炸机上，徐鸿仪的战斗岗位在机舱中部，大多数时候守着无线电收发情报，飞机向下俯冲攻击时，转换为机枪手扫射敌人阵地。机枪是勃朗宁(Brow ning)的，机舱中部左右各一把。徐鸿仪说：“每架飞机的机长一般为美国人，配驾驶员两个，轰炸员一个，机械员一个，领航员一个，只有领航的队长机才配无线电员，其他飞机只配单纯的机枪手。”

　　机上的无线电通信是徐鸿仪的本行，困难不大，兼职机枪手则带来挑战。此前，他从未接触过机枪。为寻找使用机枪的感觉，基地特训常把一个海岛假想为敌军阵地，每天都练三四个小时的“飞机俯冲射击”。那时的紧张兴奋，辗转几十年后，只在徐鸿仪的记忆中留下勃朗宁(Brow ning)机枪“啪啪啪啪”的枪声。

　　没有特训任务时，徐鸿仪跟战友们还有丰富的生活：游泳，钓鱼，打扑克，俱乐部畅聊，宿舍里争看《三国演义》。他说，虽是中美合作的战队，但两方人员各有居所，日常鲜有交流。“我英语不好，一定要跟美国人说话时还得靠手势比划。我记得那时说得最多的英语是goodm orning和goodevening，给美国长官敬礼。”

　　特训结束后，徐鸿仪的中队被派往印度汀江基地驻防，具体任务是对中缅边境等日占区的交通要道和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同时为“陆上物资生命线”滇缅公路提供空中护卫。

　　“驼峰航线”遇险坠机飞机右侧发动机被日军击中熄火，机上5人紧急跳下

　　B -25轰炸机从3000多米的高空俯冲到300多米的低空。急速摇摆是攻击的信号。机首的轰炸员开始投弹，地面瞬间烟火弥漫。机舱中部的徐鸿仪放下无线电耳机，紧紧握住机枪，把子弹持续打向地面的日军阵地。除了飞机的“轰隆声”和机枪的“啪啪声”，徐鸿仪再听不到任何声音。

　　作战任务即将完成，驾驶员准备掉转机头撤离。飞机突然失去了控制，右侧发动机被日军击中，熄火了。盘旋几圈，油料将尽。美国机长下令：“弃机跳伞。”

　　这是1944年8月14日傍晚，徐鸿仪所在战机奉命到中缅边境轰炸日军阵地，不幸遇险。当日是国民党的“空军节”，此前几个小时大家还沉浸在欢庆的氛围中。

　　机上5人紧急跳下。飞机比人更早落地，爆炸声震天。徐鸿仪说，如果再慢1秒跳，结局就是机毁人亡。

　　徐鸿仪落到一片原始森林中，借助林木的缓冲，安全着陆。夜色已晚，战友失散，他无法确定是否落到了敌占区，只能蜷缩在树丛，饥肠辘辘，紧紧握住手枪，听着远处时而传来的狼叫，一夜不眠。

　　第二天，徐鸿仪试探着走出森林，看见一片农田，有中国面孔在耕作。一问，方知是云南腾冲的一个村子。“幸好没被日本人抓住，不然就成俘虏了。”徐鸿仪说。

　　他被村民带到乡公所，机上的战友也随后到此聚集。借用乡政府提供的马匹，5人花了一天多时间，回到国民党在云南保山的空军基地。后来，徐鸿仪和战友被送回印度汀江基地，继续执行驻防任务。

　　徐鸿仪说，那是他在印度汀江基地驻防时唯一的遇险。这对每次执行任务都要穿越“驼峰航线”的空军战士而言，无疑已是万幸。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脉、横断山脉、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云贵高原和四川省。这是抗战僵持阶段，盟军在中国的一条主要空中运输通道，因地势、气流复杂，时常发生空难，也被人称为“死亡航线”。

　　“每次出任务，我们都当成最后一次。”徐鸿仪说，好多人都是今天还谈笑风生，明天就传来噩耗，那时没时间悲伤感慨，因为战争本就残酷，生死由命，活着的人最需要想的是下一次任务。

　　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日本投降前一天中弹飞机俯冲到200米低空，一颗子弹擦过舱门，击中了左脸

　　1944年底，在穿越“驼峰航线”五六十次后，徐鸿仪调任回国，先后驻防广西桂林、湖南芷江等地。

　　回国后，徐鸿仪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赵艾芹。赵艾芹小徐鸿仪7岁，当时在重庆宽仁医院做护士，其姐夫亦在国民党空军系统工作，偶有物品托徐鸿仪捎带。一来二往，两人情愫暗生。徐鸿仪说，那个年代的爱情很简单，就是我喜欢她，她喜欢我。赵艾芹则说，战乱时期根本没想太远，“战争结束前，他也不会考虑个人的事”。

　　进入1945年，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徐鸿仪所在战队的任务即轰炸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日军基地和有生力量。

　　1945年8月14日，又一个“空军节”。徐鸿仪被派随机侦察湖南境内的日军动态，在常德一条公路附近遭遇日军地面部队的攻击。飞机俯冲到200米以内的低空，一颗子弹擦过飞机舱门，击中了徐鸿仪的左脸。鲜血流出，徐鸿仪才感到疼痛。他继续用机枪扫射，直到完全消灭日军后才跳伞医治。

　　“我们机长还以为我牺牲了，哭喊着联系地面的医护人员，结果我已经处理完伤口，在地面等他们了。”徐鸿仪用手指着左脸靠腮的中弹位置，笑容把皱纹加深。这颗子弹当时并未取出，1949年后，弹片被面部肌肉挤压，自行脱落，如今还有颗硬邦邦的“肉粒”在那。

　　“轻伤不下火线”，8月15日，徐鸿仪继续执行任务，巡查湖南湖北交界地带。下午，他正聚精会神地接收着天气情报，以便明确下一步飞行方向。突然，电波中传来激动的声音—日本人投降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他兴奋地快跳了起来。机上战友先是诧异，然后跟着欢呼。那是徐鸿仪人生最后一次空战任务，他一直守在无线电收发报机前，勃朗宁(Brow ning)机枪没再响起。

　　那夜，徐鸿仪跟基地的战友们抱头痛哭。“说不出的心情，就知道胜利了，我们中国打赢了。”此时，他才恍然意识到，身边一半以上的战友已在这场战争中丢了生命。

　　抗战胜利后，徐鸿仪被调到国民党空中运输大队一中队，驻防上海，仍从事无线电工作。1946年，他跟赵艾芹在上海结婚，一年后有了大女儿，生活美满。

　　1948年冬，国民党开始战略转移，空军运输队准备前往台湾。此时，徐鸿仪悄然离队，跟妻儿一起回到成都郫县老家。为何没随队前往台湾？赵艾芹说：“当时他已经到台湾去过，出差回来我就劝他别去了，回老家好好过日子。”而在自述文章《我的一段简史》中，徐鸿仪则写道：“因受到对内进步人士的影响和经常收听解放区广播电台受到的启示，我经深思后决定不去台湾，便自动离队回到了家乡郫县。”

　　“光荣很短，苦难很长”“飞虎军魂至今犹在 抗日功勋万世留存”

　　老家消息闭塞，徐鸿仪在解放初期错过了到有关部门报到的机会。从此，他的日子变得提心吊胆。“我身份太特殊了，当过国民党的兵，精通无线电，没去台湾，又没到有关部门报到，很容易被怀疑是留守的‘特务’。”

　　1951年，徐鸿仪考进成都会计专科学校。在交待个人历史时，他将抗战时期获得的勋章、空军战服、日记等全部上交。从此，他对曾经的军旅生涯讳莫如深。然而，到了“文革”时期，他的历史还是被红卫兵挖出。他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妻儿也被贴上“反革命家属”的标签，天天被批斗，写检查，被周围人唾弃。他的四个子女成绩优异，最终都因政审不过关上不了大学，三个知青下乡，一个当了矿工。现在讲起，赵艾芹仍满腹委屈，老泪纵横，“我们至今觉得对不起孩子”。徐鸿仪看着妻子，默默无声，嘴角还挤出一丝苦笑。

　　1983年，徐鸿仪申请提前退休。单位批准那刻，他觉得“自己终于活出来了”。从此隐身闹市，媒体追捧龙启明、彭嘉衡等飞虎队老兵时，他依旧不愿出声。2012年，赵艾芹在与一位大学教授聊天时，无意间泄露了徐鸿仪的“秘密”。媒体上门，他的军旅人生才被公众所知。徐鸿仪为此埋怨老伴，“那些光荣都是很短暂的，后面几十年的苦难很长，我就怕又被人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批斗写检查，年纪这么大，真折腾不起了。”

　　与之矛盾的是，徐鸿仪心底仍有被国家和社会认可的愿望。“我们这群人当年都是打日本人，为这个国家做了些事。我还算幸运，晚年吃得饱饭，有些老兵现在贫困得很。还有更多的人把鲜血洒在了几十年前，什么话也没留下。”2015年3月，“四川抗日老兵救助会”为徐鸿仪送来锦旗，语曰“飞虎军魂至今犹在　抗日功勋万世留存”。徐鸿仪很高兴，把锦旗挂在客厅，访者进门即见。

　　如今，徐鸿仪夫妻住在孙女单位分配的房里，由小女儿照顾起居。当年身高1 .75米的飞虎队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现在不到1.6米，眼睛花了，牙全换了假的，听力时有时无，脑血管栓塞还让其经常摔倒。他在展示1946年的结婚照时自言自语，“那时候也算英姿飒爽，现在老态龙钟咯”。

　　老伴赵艾芹说，每天除了睡觉，徐鸿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CCT V 4和CCT V 5。他关注军事，战斗机的新闻会让记忆穿梭到飞虎队战斗的岁月。他也关注排球、乒乓球，因为这些项目中国队常赢。他不喜欢看中国队输，特别不愿输给日本。

　　回顾此生，徐鸿仪对“祸福”两字唏嘘不已。如果当初去了台湾，如果解放后到了有关部门报到，如果报考会计学校时没主动交代个人历史，他的人生都可能变得不同。“光荣也好，苦难也罢，都过去了，我现在95岁了，能活一天是一天，能活一年是一年，什么都不去想了。”徐鸿仪脸上带着微笑，眼角却挂着泪珠。

　　(感谢“四川抗日老兵救助会”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档案]

　　“飞虎队”

　　狭义上讲，“飞虎队”特指“美籍志愿大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8月由陈纳德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其间鲜有中国面孔。该战队以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民间称其为“飞虎队”。1942年7月“美籍志愿大队”奉命解散，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之后在陈纳德的建议下，中美双方各派精干空地人员，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也称“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

　　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指出，因为民间对陈纳德“飞虎将军”的普遍认同，加之他其后在中国指挥的空军战队与此前的“飞虎队”作战风格类似，故包括“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在内的美国第14航空队成员都称为广义上的“飞虎队”，不仅包括战斗机驾驶员，还包括空地勤人员，这也得到美国官方和“飞虎队”研究者的认同。此前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国内“飞虎队”老兵龙启明、张义声、王延周、吴其轺等人多属“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编制。目前，尚有多人健在。(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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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刘洋